收拾東西，看到發黃的文件，那是1999年，我和幾位有心人，在香港成立「香港和解中心 Hong Kong Mediation Centre」，我躲在曼谷的酒店，別人在玩，我趕寫中心的Q&A，花了四天，收筆後，沒有多看曼谷一眼，便去了機場。

過去便由它過去，NGO不應該屬於某一群人，我們在20年前成立和解中心，今天已在新一代的手裏，繼續推動調解，他們邀請我去什麼紀念活動，我也婉拒了。人在貢獻完畢，要願意拉椅離座，這道理是許多參與社會工作的人，看不通的。

70年代以前，要解決爭執，只可以到法院打官司，80年代出現了「仲裁Arbitration」，即雙方協議不去法院，而是找一位「私人法官」(即仲裁員)為爭議作出裁決，而這裁決等同法院的判決。

到了90年代，出現了「調解 Mediation」。最初，沒有人明白什麼是調解，有人以為是「冥想 Meditation」，哈哈。 我80年代處理仲裁，到了90年代初期，我也是少數的調解員，那時候，只有三十多個，現在，恐怕已超過幾千人。仲裁和調解，許多時候又叫 “ADR”，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, 另類爭議解決方法。

「調解」是爭執雙方自願參加一個由中立第三者(即調解員)主持的和解過程，過程要保密，在談判過程中，根據各自的「情」、「理」、「法」和「利益」，自我表述，然後理性的，由衷地尋求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和解方案。就算和解不了，起碼可以明白對方訴訟背後的情由，而調解員只是專業的「和事佬」，不是法官。

調解員主要使用三種技巧：(1) 引導法(facilitative)，即引導雙方努力達致符合共同利益的和解協定; (2) 評估法(evaluative)，單是引導，未必全面，調解員要心底裏評估那些方案可行和合理，然後同時引導;(3) 輔導法(counselling)，特別是婚姻爭執，雙方常有偏見或怨憤，心理輔導的技巧變得很重要。

在90年代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不願意讓調解獨立成科，當時，「調解會」只是仲裁中心下面的一個興趣小組。人數就是那數十位調解員，而且很多也同為仲裁員，以外國人為主導，但是我們有一小群的本地調解員覺得：(1) 調解的普及化，對香港社會有益；(2) 調解不宜只有英文考試 (當時，香港提供的課程和考試都不足，例如我便是要飛去波士頓，進修調解課程的)。我們應該為本地人設立便宜普及的中文考試 (一般是40小時課程，然後筆試，再起碼經辦過兩個「模擬實況案例(simulated cases)」；(3)當調解員也不須規定要有專業學歷(當時調解員以律師、工程師為多，因為他們很多都是仲裁員，而當時的仲裁案件，許多都和建築有關)，調解員最重要的條件其實是：(a) 人生經歷豐富、心平氣和、思路暢通；(b) 對爭執的主題有深入認識，例如爭執是和IT技術有關，調解員懂IT，是事半功倍的。故此，社會各階層如社工、教師、醫生、會計師、以致家庭主婦都可以當調解員，他們都應該為社會出一分力，當一個調解員，為人排解紛爭。

我們這些對調解的新想法，當然使到仲裁中心多次游說我們，不要另外成立本地調解組織，但是仲裁中心當時又堅持不想調解「開放」，說要維持「高水平」的調解質素。在這背景下，我們這群「香港仔」便立下決心，成立「香港和解中心」，中國人「以和為貴」，我們想強調「和」比一切都重要，故此叫「香港和解中心」。

以上的歷史，俱往矣，我想鼓勵大家：每一代，都要有些理想(但請同時具有智慧)，沒有私心私利的人，努力改變現況，爭取理想的落實。

我記得為了調解的推廣，我們去游說當時的立法會各大黨派，但是大家都客客氣氣，不了了之，也許他們聽到「本地化」和「普及化」，便不想仲裁中心難為吧。但是，我們這群本地人深信「言微自會義大」，於是恪守自己的信念，「膽粗粗」去游說政府，他們都說支持調解，但是沒有實際行動。

到了黃仁龍當律政司的時候，可謂「乘勢順機，瓜熟蒂落」，當時，社會紛爭越來越多，也越來越多人知道「調解」是什麼，本地調解的組織相繼成立，而法院積壓下來的官司是已超出負荷。我們一群有心人於是游說黃仁龍，黃是一個說話謹慎，但是認真處事的司長，未久，他推行了調解的立法，即凡打官司的原告被告，必須被安排接受調解，有些人擔心會增加訴訟費用，其實調解員收費比律師便宜得多，一千數百元一小時也有，何況，官司得以和解，省卻大量律師費，更為化算。但是，有些不好的調解員，說要首先收費十多小時，才夠時間處理調解。調解要「快靚正」，不是打官司，應該雙方見面一次，才評估下一次如何深化調解，那些想賺快錢的調解員，立心不良。

到了今天，什麼糾紛都可以調解：金融調解、家事調解、消費調解、私隱調解、性別歧視調解。我坐在陽光下的太古廣場，看到熙來攘往的人群，雖然沒有人知道我和九十年代的一群有心人出過了什麼力，貢獻社會，但是我挺高興當有人走進旁邊的高等法院的時候，可能第一個收到的勸告，便是儘快把事情拿去進行調解。

我又望著遠處的立法會大樓，心想：「外國有政治調解，為什麼今天的律政司不可以派人去外國研究學習呢?」 香港的政治諸事不和、南轅北轍、你死我活、行政立法對立，政府和民間又缺乏互信。以前，這些紛爭，政府還可以派人去「摸摸底」，在今時今日，摸底也可以視為不道德、不正確，非正式溝通的渠道都沒有了。未來只好各走一端，互不瞅睬，閉門惡鬥，為何不考慮政治調解呢? 這「摸底」方法既正規，又妥當，還可以有一個、兩個以至三個的專業「和事佬」協助(法律上，調解員數目是不限的，故此敵對的雙方可以各自委任一個信任的調解員)。「調解」正式正統的保密、疏導、表述、評估、情理法和利益都可兼容，這等種種的優良特質，好使好用。

當然，任何新的提議一定有人潑冷水，說不可行，例如說「那裏來這些資深的政治調解員?」「誰人會願意參加?」「唉，在調解過程中，還不是各懷鬼胎?」

我不敢說這些不會是問題，但是，萬一以上的假設在部分情況下原來是錯呢?又萬一原來外國已有的經驗可以克服上述問題呢? 為什麼調解在其他範圍做出成績，在未來進退兩難的政治局面，大家反正都沒有辦法，調解為何不試試用呢?

以前，說過人類上不了月球，誰料到人類可以登陸月球!而在90年代，人們向我潑冷水，說調解在香港是永遠沒法執行的。

今天呢? 我卻可以滿足地坐在太古廣場，看著高等法院，在喝咖啡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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