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次的香港法立法會換屆選舉，公民黨的郭榮鏗以3千多票，贏了獨立候選人文理明(她只有一千多票)，成為法律界的連任議員。

我80年代當律師，那時候，律師是社會的上層，自我隔離的意識很強。當時，律師稍為高調一點，「香港律師會」會找他麻煩，說他違反「律師不可以宣傳」的專業守則。律師之間的開會或私下聊天，雖然大家是中國人，卻用英語交談，那是很普遍的社交禮儀。當時，很少律師參與社會運動，更沒有什麼政治選舉。第一個出來破格的，是譚惠珠，她當時(也是歷史上唯一的)是「四料議員」(即行政局、立法局、市政局、區議會)，其餘的律師和大律師，很多都是被政府委任，才出來為社會做點事。

我們去皇后像廣場旁邊的最高法院，首席按察司(即今天的「首席法官」)的職員會在接待處優雅地放了一本「迎賓冊」，進入最高法院的任何人士，都視為嘉賓，被邀請在迎賓冊簽名。律政部門的洗手間是分開「高級律師」和「一般律師」兩種，不得亂進，而且高級律師，都是英國、澳洲人的天下。我上班時穿上麻質西裝，「鬼佬」上司會說我衣著不得體，要改穿筆挺的羊毛西裝，這便是80年代法律界的規範。

在80年代，我已經寫作，但是，律師會只容許律師用筆名發表文章，因為用律師身份寫作，會被視為影響律師的名聲和地位。哈哈，難以置信吧？這便是過去律師行業的尊貴，「一入法門深似海」，一言一行，都要俯首貼耳。

在當年，唯一的律師選舉便是律師會的執委代表，同樣地，大律師也選出他們大律師公會的執委代表，那是一種很「循規蹈矩」的小圈子選舉。當時的律師由一些本土的大型華人律師行或英人律師行操控，他們有一群「權力核心」的成員，團結合力，叫律師朋友簽署「投票授權書Proxy」給他們，然後他們在律師會執委換屆選舉的時候，協商投票，最終選出合意的名單，成為新一屆律師會的領導，管理業界事務。而在大律師界別，則由「御用大律師」做主導，遊戲規則和律師會的上述選舉差不多。總之，被選出的執委，要努力參與會務，服務行業。於是，一批扶持一批，法律政治新秀便是這樣培養出來。表現優秀的，在十數年後，有機會在小圈子中，接棒成為律師會會長或大律公會主席，跟著在社會有政治發言權和影響力。

數十年前，大家開玩笑，說管治香港除了政府以外，還有三個黨派：香港的英商大行、皇家香港賽馬會和「香港會」(The Hong Kong Club)，因為法官、政府的律政官員、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的上層，大部分都是中環「香港會」的會員，如果法律界發生重大政治事情，法律界的領導只需要在香港會開會，擺平一下，便可以把政治問題解決。

但是，當九七臨近，法律界的政治氣候起了重大的變化。港英政府故意開放法律市場，讓英美的大律師行可以進佔香港，於是導致香港本地的大型的英人律師行被併購，同時，政府也取消了律師在房地產工作的定額收費，使本地律師收入大減，導致到香港的大型「華人」律師行漸漸喪失雄霸的地位，這些種種的背後，都是政治的精心安排。這些國際大型律師行只關心生意業務，當然對本地律師行業的管理和發展，沒有太大興趣，他們只會放眼加入律師賠償基金的監控工作，因為「專業賠償責任」會直接影響他們的利益和風險管理，於是，上述的現象製造了新的政治空間，讓中小型律師行的律師有機會參選，可以加入律師會的執委領導行列。自此，律師會再不是大型律師行代表的天下，而律師會執委的背景，也百花齊放，而所謂「法律精英」的政治領導，也就慢慢消失了。

而在大律師行業裏，他們幸保不用被外國的大律師或國內的律師攻入，瓜分他們的訴訟市場，故此，至今他們仍然可以維持「本土自主」。

在過去，律師和大律師領導的政治取態都是「親」法院、政府官員、律政司的，是濃厚的「港英派」，但是慢慢地，多了一些愛國的律師和大律師，這也是因為香港回歸中國後，所產生的必然現象。

在回歸以後，法律界漸漸多了另外兩股政治力量：第一便是法律教育界，在我們的年代，大學的法律老師是政治中立的，但是在今天，法律教育界在行內以至社會都擁有相當政治影響力；而第二股力量便是公民黨，在二千年以前，政治黨派如民主黨的成員，在法律界只是政治聲音的其中一把，但是，自從公民黨在2006年成立以後，他們和泛民在法律界的政治選舉(如特首選舉委員會)，是戰無不勝的。

大家記得嗎？特首選舉委員會的前身是90年代，用來選出10位立法會議員的「選舉委員會」，在當時，政治獨立的律師，律師會的執委、「親中」的律師和大律師仍然可以得到行家支持，選入這選舉委員會，這「多元化」現象一直維持到約2000年「特首選舉委員會」選舉(即董建華自動當選那屆)。但是，到了約2006年那屆，即曾蔭權第二次當選特首那次，香港的法律界已進入「政黨政治」的階段，在那次，公民黨和泛民提出的名單，全數把20議席奪走(最近2011年的30議席也是)，成為法律界的最大政治聲音。

法律界是公民黨和泛民「票倉」的現象，已是不爭的現實，預計會一直維持，而這現象也是必然的：第一，香港沿用英國法律，而英國的法律(香港主要採用西方普通法系)，本身自然是一個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公義的價值觀；第二，法律從我們年代的「精英」教育，變遷到今天成為「普及」現象，故此，現在大部分的律師都是近年畢業的年輕人，年輕人追求理想，他們自然會渴求民主；第三，律師由當年住在半山、跑馬地、東西半山的中產，變為今天的眾多住「公屋」和「劏房」律師，律師成為了社會衰落「M字流」的受害者，他們自然尋求社會的改革；最後，內地從70年代開放以來，沒有真正的開放法律市場給香港的律師或大律師，他們對內地是非常陌生的，更加不曾在內地改革開放有任何參與，所以，由「建制」的律師帶領，去挑戰公民黨政治的力量，每次選舉都鎩羽而回。

預計在未來日子，法律界的政治發展方向有三個改變，第一，除了獨立、親中、親政府和公民黨的力量外，還會遲早多了第五力量，即「本土派」，因為如果律師數目愈來愈多，而他們對行內的現狀又愈來愈不滿，會終於產生年青的本土派，這是可以想像的。

第二，律政司在法律界的政治影響力會愈來愈薄弱，在我們入行的年代，律政司提出什麼看法，大家都不敢指手畫腳，但今天，律政司只被視為政府的首席律師代表，故此，他在法律界由於「先天不足」，在未來，遇到政治議題，律政司必然「舉步維艱」，更難於左右法律界的政治力量取態。

最後，如律師會有任何政治錯判，自然會不斷受到衝擊，這也是香港政治「兩極化」和「政黨化」的必然現象。

在人類的歷史上，政治權力的新舊更替，意識形態的移左移右，從封閉到開放，都是不可逆轉的過程，香港的法律界，也許只是這些大政治的一個小縮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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