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-06-20
世事，如跌落地上的一球毛線，如不整斷，理還亂。
以往，電影人埋怨網絡出現，把戲院的觀眾搶走；現在，肺炎疫情爆發，戲院被關掉，我們又慶幸：「幸虧網絡仍把電影播放，否則，它無處藏身！」
香港電影曾經紅遍亞洲。今天，景況淒涼，雷聲小，雨點小。
1889年，美國發明大王愛迪生創製了電影留影機(Kinetoscope)，他把攝製的膠片影像在紐約公映，轟動世界，但他的電影僅供一人觀賞， 每次只能放數十英尺的膠片，內容是跑馬、舞蹈等。1895年，在法國，盧米埃爾兄弟利用「視覺暫留」(persistence of vision)的原理，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館，舉行首次商業電影放映。
追本尋源，什麼是「電影」？數十英尺的膠片是電影？只能供一人觀賞的是電影？在咖啡館播放的是電影？電影其實是由攝錄機或動畫技巧繪製的視像，有故事或只是紀錄片。電影製作本身可以是藝術(film art)，也可以是娛樂(film entertainment)；可以是小眾的工作室(film workshop)或是電影工業(film industry )。
近十多年來，由於電子產品如「機頂盒」、電腦 、手機等改變人類，我常常思考：甚麼是「電影」的本質(例如只有圖像而沒有人類和動物出現的，算不算電影？) 、定義 (例如「手機電影」算不算電影？) 、平台(例如卡拉OK房可以用作電影院嗎？) 以至價值(既然文化、藝術、娛樂的東西多到五花八門，電影的獨特價值在哪裏？) ？電影人對著香港社會和文化「地殼移動」的這刻，應該以寬容還是堅執的態度走向未來， 而每一個舉動，到底代表進步還是退步的伏線？印刷術的出現，取代了手抄本；計算機的出現，取代了算盤。將來還有什麼新形式出現，取代今天的電影模式？
電影歷史的一百多年，經過了太多事情。以香港來說，我們經歷過默片、黑白電影、彩色菲林電影、數碼電影、網絡電影；而場地和載體方面，我們經歷過戶外電影棚(小時候新界的鄉村和廉租屋邨附近的空置地)、粵劇戲院(如太平、利舞臺) 兼營的電影院，座位超過一千人的巨型影院(如麗聲、麗宮、海運)、迷你電影院(如今天的MCL、Broadway Cinema)、家庭電影院 (電視機種類有CRT、 LCD、 LED、 OLED)、座檯電腦、平板電腦、OTT、 VR眼罩、手機。聽說科學家在研究，未來電影不再需要載體，影像直接輸入大腦神經，乾手淨腳。
電影今天受到時代的鞭撻，從學說來看，產生兩大門派：instrumentalism(工具論) 和determinism(決定論)。前者認為科技只影響應用工具的轉變，例如觀眾不在電影院而在手機收看電影，故此，電影必須堅持不變的文化、藝術和創意的本質，不能胡亂破壞，若把電影縮短為一小時，或分開四集來播，是「罪大惡極」的暴行；而後者認為電影的eco-system(生態系統)已面臨決定性的變化，電影的定義可以與時並進，故此，他們接受用手機拍電影。
我愈想得多，思路愈紊亂；終於有一天，遇到電影老行尊，香港電影發展局前秘書長馮永，和他來一次思想切磋。
馮永是香港電影界的「活字典」，曾經看管政府數以億計支援電影的資源。他是香港人，小時候在澳門長大。1955年，馮永只有六歲，在街頭看到演員夏夢和梁醒波拍電影，他驚嘆：「怎麼機器可以捕捉影像？太神奇了！」後來他去美國升學，唸了醫學科技，但內心鬥爭：「為甚麼我不唸喜歡的電影？」於是再到 School of Visual Arts, New York City 唸電影。1978年，馮永回到香港，被TVB聘用，協助曾留學意大利的名導演劉芳剛。當時，香港電影事業漸露曙光，馮永決定離開電視台，加入手執牛耳的電影公司新藝城，擔任賣座電影《彩雲曲》的副導演。當時監製泰迪羅賓和他說：「馮永，你最強是電影行政！」於是馮永轉做別人認為最煩厭的製片工作。1985年，著名電影人施南生離開了新藝城，馮永接手她原任的電影營銷部。到了1988年，公司由盛轉衰，在90年代頭，馮永和老闆親手把新藝城的燈關掉、大門鎖上，結束了一代的光輝。馮永說：「那刻，即三十多年前，我已經在思考香港電影的生死路向。」
「1991年，我和年輕電影人莊澄、馬逢國等，投身李澤楷旗下的STAR TV電視台，為他們建立香港電影的library(存庫)，買了超過六百部電影。約在1992年，李生賣走了STAR TV，我們負責搞STAR TV的七個電影人雄心壯志，向STAR TV來了一個『management buy out』(員工反收購)，接手公司後，我們拍了幾部電影。2001年，商人林建岳出了一個好價錢，收購我們的公司，在賣走了業務後，我們七個人便各散東西。往後，我協助了一些電影公司的收購和合併，更常常飛來飛往，接觸香港以外的電影業。2007年，香港政府成立電影發展局(Hong Kong Film Development Council)，因緣際遇，當了這部門的秘書長。我在2019年退任電影發展局，在這十二年就任期間，我做了一些事情，例如讓大學電影系的畢業生，可以有機會拿到數百萬元來拍電影，但是，有些事情如香港電影的網路發展，是我的時期所未能盡情做到的。在這十二年，加上之前的三十年，我對香港電影的『前世今生』，感受非常深刻，難得Maurice你有興趣公開我不在其位的看法，我希望和香港人以及電影人在此交流，衷心祝願香港電影在年青一代的衝勁下，再攀高峰。」
馮永喝了口咖啡：「剛才你談及香港電影歷史發展，我想強調兩點：第一，香港過去的電影業，一向是『市場主導』，電影是商業市場的行為，為了『適者生存』，香港電影主流是拍商業電影，『叫座』比『叫好』重要，偶爾電影有藝術成就，那只視為『錦上添花』；第二，香港電影有接近一半的收益，是靠海外市場，絕對『出口帶動』，舉個例子，在六十年代，香港『邵氏』的電影，發行全球一百五十多處地方。」
我回應：「十多年前，我和杜琪峯導演在藝術發展局創辦了『鮮浪潮』大學生電影比賽，用意便是為電影業培養既有藝術天分又可以跳去主流電影的導演，可是，當時有些人質疑：藝術發展局怎麼可以和電影工業互動？但是沒有『大河』，又哪裏會有『細川』，主流電影活了，投資者才會花錢投資另類電影，為什麼香港在過去，產生國際級的藝術電影如《春光乍洩》和《花樣年華》，便是因為大環境好，才會百園百花！」我喝了一口檸檬茶：「數年前，我在電影發展局指出，政府要支援『網絡電影』，因為那是新的發展方向，但是有數位委員反對，說『誰會在手機看電影』、『網絡電影沒有水準』、『網絡電影不算「電影」』，今天，時代證明我是正確。」
馮永接著：「從利益角度來說，可以分為『電影圈』和『電影工業』。電影圈是某群人，他們的角度往往只代表目前個人的經驗和利益，未必掌握到整個業界宏大的生存之道。我經過數十年，務實地分析，香港電影人的『飯碗』最重要。工業，便是要大量生產，養活一批人，過去電影從業員有三萬；今天，大概只有三千經常可開工。過去，那些地方有香港電影的需求，我們便立刻行動，針對這些市場，這不是香港電影『降格』，而是『開拓』，這才是保衛電影工業的不變原則。以前，香港有優秀的電影企業家，如邵逸夫、鄒文懷，他們喜歡電影、認識電影、願意冒險；今天，香港電影工業缺乏企業家，因而交給政府的責任愈來愈多，但是，假若香港電影是由政府主導，那是多麼不可行的一條路！」
我笑道：「在文化藝術的道路上，永遠有所謂『思潮』，它左右一個時代的方向。目前，香港電影的流行DNA是『本土情懷，社會不快』，因此，很多電影，都走『小眾』這一條路，沉鬱得要命。大部分的觀眾入電影院，追求的是entertainment，這麼dark的電影，票房一定是滑鐵盧。我的外國電影朋友來香港公幹，開玩笑說：『今年香港電影又有什麼社會問題困擾呀？』大家苦笑掩臉。」
馮永也笑了：「目前頗多人的想法是『我要改變未來環境，但是環境要遷就我』，如果這些態度放在一個工業、一個市場上，只會故步自封；許多市場的捕捉被誤判，真是『蘇州過後無艇搭』，工業發展要把握環境，因為時間不等人。作為電影業發展，必須先佔據市場，站穩『陣腳』後，人人有工開，才能追求更高理想！」
我疑惑：「然則，兄台對於目前香港電影業的滯後是悲觀的？」馮永搖頭：「只要大家願意改變態度，我是樂觀的：每年政府花成萬上億的金錢，保持一定的電影出品，讓我們的『人才鏈』不會斷掉，這是極為重要。另一方面，我們應該繼續游說香港的商家，要他們明白只是買股票買樓，是不會幫到香港未來的新經濟，他們應該把部分資源調配到如電影般的創意工業。 然後，行內朋友要接受『電影』在科技時代的寬鬆定義，它可以是『手機電影』、『電視電影』或任何形式的網絡電影，並且樂意照顧觀眾。而電影的收益，再不是一張門票，可以是 streaming(串流) 得來的入會費、廣告以至下載收益。市場方面，再不能有『本土』心態，必須願意和其他地方的電影工業合作，適應外面市場的口味。」
我同意：「無論你喜歡這時代改變與否，電影定義將會是任何有 visual (視像) 及audio(聲頻)的人物故事、動漫故事以及紀錄片，它可以長短不一、 形式不一 、載體不一，而且隨時是『跨媒體』、『跨平台』、『跨人才』、『跨行業』的作品。」
馮永點頭：「所以我常常和青年人說，只要你有興趣、有決心、夠勤力、多動腦筋、懂得audio和visual 的技術，加上精於說故事的技巧，切勿放棄電影，就算你目前的工作是網台、廣告、電視台、動漫遊戲、MV製作，終於有一天，你會有機會拍到一部『電影』，台灣有些獲獎導演便是來自廣告界的。」
我贊同：「電影再不是電影院的聚會，而是一種新穎的『online digital content communication』(線上數碼內容傳輸)，不論在何時、何地、何媒體，它都可能存在。」
馮永說：「這些用網絡傳播的電影，它們的出現是必然的，因為它們解決了『電影在電影院播放』的pain point (痛點)：現代人分秒必爭，愈來愈少人願意花時間去電影院；而觀賞電影的時間，又受影院的時間表所限，加上引起的交通和外膳費，實在所費不菲。再說，電影院所播放的電影選擇也不及網上豐富，故此，當乘坐火車、在家、在酒店或午飯時間想看電影，當然要利用網絡的『即時性』和『多樣化』，但是，如網絡只是播放『二輪電影』，誰會想看？故此，像Netflix 這些新概念便出現，它是解決『痛點』後的成果：在家中看電影，一個月只要數十元，中外古今都有，還有首輪原創出品，既可以fast forward，又可以rewind；一邊看，一邊吃任何零食，放小孩子、小狗、小貓在身旁，同聲笑、放聲哭，沒有人管你穿睡衣或短褲，不用費時打扮出門。當然，仍然有人喜歡去戲院看電影，尤其是科幻特技大製作，但是，我們更要在普羅大眾網絡電影的市場，分一杯羹。」
我好奇：「為什麼今天香港電影很多都引不起觀眾興趣？」 馮永說：「除了製作的技術水平外，最主要是人物之間的性格和情節產生不了drama (戲劇)的火花，想動人的不動人、想緊張的不緊張、想好笑的不好笑、沒有起伏抑揚。大家要明白：大部分人看電影，都是為了娛樂、情緒的宣洩、感官的滿足，如果達不到上述要點，沒有人願意花錢去『滾搞』自己個多小時。」
還是很沒創意的那一句，「電影是眾人的夢工場」，只要人們需要娛樂、只要人們仍然貪方便、隨時隨地找電影來娛樂自己，網絡電影將會把香港電影換湯又換藥，死而復生。故此，有魄力的青年人不要放棄，只要有好戲劇、好技術的內容，電影永遠是人類未來生活的提神咖啡和茶。
離開太古廣場的Plat du Jour，還是念念不忘馮永兄那一句，「有些人想改變未來環境，但是又想環境來遷就自己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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