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偉民律師

我有兩支筆，當律師，用墨水筆；當作家，用走珠筆；當調解員，不用筆，用心。

說起香港的調解歷史，那起步的90年代，跑不掉我和梁海明博士的故事。我倆及阮陳淑怡律師，在1999年成立「香港和解中心 Hong Kong Mediation Centre」香港首間的專業調解非牟利組織，後來蕭詠儀律師接替了阮陳淑怡律師。

我們是英語所說的「catfish」(鯰魚)，即為舊環境注入了新活力，並鼓勵了有志從事調解的有心人，在我們之後，相繼效法，成立了多個調解團體。為甚麼我們不叫「香港調解中心」？全因為了一份中國人的信念：那年代，「Mediation」這西方學問，多被譯為「調解」，也很少被稱為「調停」或「斡旋」，但是，這解決糾紛的概念不是甚麼新鮮事情，也不是西方獨有，只不過，從70年代開始，西方把它整理成為一套完備的理論，然後向全世界推廣。我們中國古時，常用「以和為貴」、「君子和而不同」、「知和而和」、「和氣致祥、乖氣致異」、「心和氣平者，百福自集」，所以，中國人的調解精神，重視一個「和」字，我們想把中國人這份傳統精神放入名字，故此，特意把組織稱為「香港和解中心」而不是「調」解中心。

我的小時候，即60年代，香港只有數百個律師，以法院打官司來解決紛爭是昂貴的方法。昔時，如果不直接訴諸法院，則常見五個其他方法來解決爭端。首先，由家裏長輩、街坊父老等受尊敬的長者出面，擺平矛盾；我的爸媽吵架，便常由外婆一錘定音。第二， 由同姓宗親聯誼的組織，叫「宗親會」、或「同鄉會」(來自內地不同地區的移民，以鄉里為主體而組成團體)、或不同行業的「商會」、 或住在同一區居民所組成的「街坊會」出面，協助會員排解牴牾。第三，在工廠區一帶，如深水埗，有大量的「武館」，年輕人除了習武，當在外面和別人有「隘霎」，則可向武館教頭求助，他會做「和事佬」，協助收拾亂局，就像長壽電影《黃飛鴻》的內容一樣。第四，便是找警方，那些年，就算是民事紛爭，也喜歡去「警察局」報警，只要碰到一個好的「坐堂幫」，他便會斡旋這些民間瑣碎事。最後，也最不理想的，便是訴諸武力：當年，大家吵架起來，便在街頭MMA(綜合格鬥)。我記得在60年代的制水期間(即供水限制)，居民要跑到街上，在公眾水喉前，拿着大水桶排隊等水，當婦女們一言不合，互不相讓，便會打架解決；更不用說在眾多政府屋邨中，黑幫為了利益而衝突，在球場和公園械鬥。這些ADR (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)，隨着香港人愈來愈文明，俱往矣。

約1847年，在中環荷李活道建成的文武廟，是為香港華人調解糾紛的第一個中心，那麼，我和梁海明等成立的香港和解中心，可算是第二個擁有調解功能的單位。那時候，我們中心設立調解培訓課程、調解考試制度、專業調解員資格制度，又主辦向社會推廣使用調解的活動；嚴格來說，我們比文武廟的調解功能，更具規模。一笑。

1979年，時任港督麥理浩(Sir Murray MacLehose)拜訪北京，會見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，商談新界租約到了1997年後，可否延續租期，但是不果。從1980年以後，中國及英國為了香港前途問題，展開談判。

於1984年，中國和英國在北京簽訂《中英聯合聲明》：英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的管治權，交還給國家。

為了1997年的統治權終結，英國人在香港作出了一系列的部署，其中一項，約於1985年，推動在香港成立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(香港國際仲裁中心)，並安排了一個在港的英國人大律師，後來成為法官Justice Neil Kaplan主理。

情況是這樣的：在70年代，香港的法律界，許多都不大認識「仲裁」(arbitration)這概念，以為巨大建築工程或重大商業交易，才需要用「仲裁」（arbitration）解決糾紛。而且，仲裁聆訊，許多都在海外(例如倫敦)進行，本地律師不大有機會參與這些案件；更何況，那年代，香港只接納英國和本地律師，沒有「海外律師」這類別，本地律師多以法院打官司作解決糾紛的方法，行內認為這已經「夠使」。

為何在1985年，港英政府倡導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成立？當時，香港漸漸成為亞洲的一個金融大都會，外國公司相繼在香港設立 辦事處，有實際需要建立新機制，讓商業糾紛可以「三外」處理：即外人(非法官)可以處理糾紛、外國法律(非香港法律)可以應用和外國律師(非本地執業律師)可以參與聆訊，而香港的法院，是沒有辦法滿足這「三外」的要求；但同時，據說另一個原因是：當在港的外國商業機構在1997年後，如對香港的法律制度有任何信心不足的情況下，可以多了「仲裁」這額外ADR，來處理各類型的紛爭。

我是大約1989年，參加了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(特許仲裁學會)，成為會員；大約1996年吧，香港的一群本地仲裁員也走在一起，成立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(香港仲裁師協會)，我亦參加成為會員。所以，當1999年，我和梁海明博士等成立「香港和解中心」，其實是香港歷史的必然進程現象，我們中國人，一步步，走向自立、自主、自強，打破外國人在法律方面，擁有舉足輕重「話事權」的情況。

我記得在90年代的初期：「調解」(mediation)對大部分的香港人來說(甚至包括法律界)是非常陌生，甚至有一個常見的笑話，是許多人把mediation誤會為meditation(冥想)！當時，香港的調解組織，只是一個「興趣小組」(interest group)，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下面成立的一個組別，我是「興趣小組」的一份子，而大部分成員是外國人，更多本身是仲裁員(arbitrators)，並且沒有接受過正式的調解訓練； 但是，在當時這並不重要，因為調解的案件，寥寥可數，有的都是由建築工程爭執所衍生的調解需要，於是，順理成章，爭執多交由有 仲裁員資格的人負責調解。

當時，法院處理離婚案件，已開始鼓勵夫妻先以「和解」方式處理，但是，多由社工(social worker)跟進，並沒有專業受訓的調解員介入，當「和解」失敗後，被委任的律師為當事人申請離婚時，只需要送交一份「Certificate as to No Conciliation」(沒有和解證明書)，證明男女雙方未能就婚姻破裂而達致和解，法庭便會接受一方申辦離婚。

我和梁海明關心香港社會，特別希望使用「調解」手段，推動社會生活和諧；我們覺得如香港只是擁有「調解興趣小組」，並不足夠應付大眾需求，因為在外國，調解的範疇是百花齊放的，有婚姻調解、商業調解、工程調解、鄰居爭執調解、消費爭執調解、爭產調解、學校調解等等，甚至出現「政治調解」，而香港呢？調解還在萌芽階段，正待機而發。眾所周知，在香港打官司和進行仲裁，都是費時、費勁、費金錢的解決糾紛方法，如利用調解可以避免官司，早點把矛盾化解，既省時又省錢，不是很好嗎？

但是，有些律師朋友責怪我：「我們當律師的，打官司是重要的收入來源，你們現在鼓勵『調解』，不正是『自己打爛自己的飯碗』 嗎？」我答道：「律師的使命，是為當事人排憂解難，既然調解可以幫助到他們、減低法院的工作量，更可以惠及社會，我們不應以律師的一己利益先行吧！」

約1995年，我前往美國的哈佛大學，攻讀一個調解的課程，當時，香港是沒有這類完備的課程，有幸見到自從70年代便推動調解 的大師Roger Fisher教授(他在2012年去世)，孤身的我在美國唸調解課程，當然不是味兒，心想：「為甚麼香港自己不能舉辦這些課 程，讓多些本地人受惠，學懂調解學問和技巧，從而應用於社會大小的紛爭？」

好的機會來了！在1998年，梁海明和我及阮陳淑怡偶然坐下來，談到香港的調解發展極不理想，而當時調解活動，主要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下面的調解小組主導，未能在社會大力推廣，縱然碰上糾紛轇轕，市民總覺得：仲裁是「貴族」的、高高在上的。因此，調解應該普及和「平民」化的；就算兩個鄰居為了噪音問題，也可以負擔得起找「調解員」進行簡單、便捷、有效的和解，於是，我們立定決心，籌劃成立本地「不牟利」團體NGO的調解中心。梁、蕭和我每人拿了數十萬出來，給「香港和解中心」運作，聘用了兩位員工。我們三人，四處奔走，找辦公室、買設備、草擬NGO章程，還見了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，她也認為成立獨立組織大力推動調解，對香港的ADR發展，是非常有意義；她還送上泡着一大朵花瓣的幽香菊花茶，請我們在她的辦公室享用。

我們三人都是國際仲裁中心下面的成員，自然也要和中心「打招呼」。有一天早上，中心的副主席鄭若驊邀請我們在香港會吃早餐，她說：「中心不支持你們成立獨立的調解機構！」理由有三個：仲裁和調解應該是分不開的，而調解組織附屬於仲裁中心，是最理想的安排；第二，香港需要的調解員是要擁有特高質素，最好本身是仲裁員，或起碼是專業人士，否則，調解員的數目大增，會影響調解的未來發展；第三，香港的法院，沒有明確支持調解方向，故此，此時大力推動調解，並不適合。

但是，我們深信自己的理念，對香港是好的；回望調解在香港過去發展的30多年，從種種的成績，證明我們是走對了方向，也作為我們對香港社會的貢獻！

回憶，仍歷歷在目：那年，我在曼谷休假時，由於和解中心初期有太多工作要處理，我要起草中心的宗旨、調解介紹、課程大綱等等，整個假期，便是躲在酒店筆耕，通宵達旦地「趕工」。人生往往是這樣，辛苦是一刻的，但回憶，卻是永久的幸福。

有關提供課程和考試的工作，我們不能「單打獨拼」，於是，找了香港大學及城市大學的校外課程部合作，開了一個又一個的會議，我們還嘗試邀請海外的調解專家來香港講課……最有趣味的是我們要設計自己的「simulated case」(模擬案件)，好像寫劇本一樣，給學員練習如何處理調解的實況；好玩之處，是我們還要當演員，扮演案件中的人物。真的，「萬事起頭難」。

政府的民政事務總署，其一職責是協助香港多層大廈的管理，但是，住客之間，經常發生矛盾衝突，時任常任秘書長李麗娟知道我們成立了香港和解中心，非常好奇，她和我們了解後，覺得調解非常有用，於是，要求下屬和我們成立了一個「大廈紛爭調解計劃」。這個由中心和政府首個的合作的項目，正是推展調解普及化的重要里程碑，它代表政府開始肯定我們的工作。

成立香港和解中心，我們三個創辦人都勞心和勞力，回頭一看，真的要有一份傻勁，才可以堅持下去，特別是遭到一些ADR既有利益者的刁難和排斥，有段日子真的不易過。有一次，我要代表中心去香港立法會的法律事務委員會，解釋在香港ADR的運作及香港和解中心的角色，既欣喜、又緊張。

香港和解中心的成功，鼓勵了大量其他人士相繼成立調解機構。約在2005年，年輕的黃仁龍大律師上任為律政司司長，他接見了 和解中心，更對我們表達以下振奮的兩點，他說：「目前，有眾多的調解組織，並不理想，我想成立一個協調機構，特別是統一『調解員』的專業資格，經過統一標準化後，香港調解員的水平更會有保證；第二，我想草擬一條《Mediation Ordinance》(調解條例)，正式把 『調解』這解決法律糾紛的基制，放入法例裏面，例如，以後往法院打官司的時候，訴訟雙方需要找調解員，先讓爭議的事情使用『調解』理順一次，那麼，許多爭執或官司，都可以在早期得到和解，這樣，香港可以有一個更和諧的社會！」後來，這兩件事都一一成真。

梁海明博士找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，除了白頭宮女、白雲蒼狗一番之外，還希望我對調解學說，表達一下意見，可惜，篇幅有限， 已不宜冗長，更何況，我已退任香港和解中心差不多超過20年，它的現況，和我無關；唯一的心願，是期望有些智者，能夠發展出擁有我們中國人思想和哲學的一套調解新理論，因為西方學說，多以「利益」這角度出發，雖然實用，但是相對狹短，反而，如聖人孔子說過：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便是很好的調解導引理論。

說了大半天的往昔，這些故事，如黏在廉頗的鞋底的泥塵，走着、走着；人生，只能往前走；往昔的塵埃，早已擦得乾乾淨淨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