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英華男校的畢業生，也曾是香港導演會的法律顧問；亦是早期觀看《給十九歲的我》(To My Nineteen-year-old Self) 的張導演「粉絲」，看畢，立刻出 PO 讚許；可惜，事到如今，事與願違，這部電影的朋友們(包括「投訴」和「被投訴」雙方們)，似乎沒有適時妥當地處理電影有關的法律問題：唉，一部出色的紀錄片要停映了，是香港文化的損失。整件事情的發展：「好事變壞事」、「牆倒眾人推」。
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是一齣劇情紀錄片，不是新聞片，於 2022 年已「選擇性地上映」，至大概 2023 年 2 月才「全面公映」，由英華女校畢業的名導演張婉婷執導，她被時任英華女校校長李石玉如委約，拍攝母校重建過程，包括從半山羅便臣道遷往深水埗德貞女子中學的臨時校舍，電影從 2011 年開拍，跨越 10 年時間。拍攝初期，數十名女生面試開始，慢慢地，焦點集中在其中的 6 位，她們各有不同的家庭背景、性格和遭遇；從求學階段，以至畢業後的人生，影片展現她們的內心世界，猶如你、我、他曾經歷過的成長歲月。
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從素材大概 30 萬小時，經多年剪輯而成 136 分鐘的電影版本，它不單止紀錄英華女校的重建、6 個女孩子的歲月，更見證了香港在這 10 年間的風雨跌宕，恍如香港人的集體回顧。

在「學校」及「包場」放映初期，電影大獲好評，但當電影被「全面公映」的時候，突然，發生軒然大波，眾人「發火兒」：片中的幾位女同學公開立場，不同意電影公映。有說剪接出來的片段誤導、有說旁白讓她們難堪、有說影片為生活帶來困擾。跟着，單車運動員

李慧詩說也被誤導，不知道被訪問片段並非新聞採訪，而是放在電影裏。最後，另一位身在美國的同學也表態，說她在誤導下(即以為所有其他人也同意)，她才會簽署有關同意書。

滿「片」風雨，唏哩嘩啦。

作為一個律師及調解員，我喜歡從「情、理、法」三方面分析一件事情的對錯。不過，作為旁人，今次也很頭痛。首先，先不談事情可能有更「深層次」的矛盾：有人說：因為張導演參加了政府一個「推廣香港新優勢」的委員會，導致一大批人群，利用今次事件攻擊她，但是，這等事情，永遠沒有表面證據；政治動機，往往是無味無色，深不可測。

從「人情」角度出發：這群小女孩成長了，各有各的生活考慮，到了今天，不想別人知道她們的私生活，這是極可以理解的，是否為了一紙「合約」，要強她們所難呢？更何況，傳聞她們沒有收取任何工資；但是，另一方面，張導演及工作人員，花了超過十年的心血， 來攝製這部動人的電影，是否因為部分人的改變主意，要把全盤東西掃落地上呢？

再來評評「道理」：當年，小女孩少不更事，交由父母或自己同意，簽署拍攝協議，但是，當年的意願，可否經過十年後，繼續成為女孩子們的「金剛圈」？特別是整件事情的性質，不是商業行為，而是英華女校的慈善籌款，然而，事情演變到了最後，變成全港以及全球大型放映；從中，電影院商、發行商或有更多人，可以獲利，這對家長和女孩子們的慈善初心，公道嗎？影片大規模公映後，女孩子們又不是公眾人物或演員，下半生，如何在別人的眼光下生活？另一方面，女孩及家長們，過去應該有很多機會提出「停映」要求，或採取法律行動，但是，他們沒有，最後，卻用社交媒體施壓，公道嗎？

最後，看看「法律」觀點。法律上，主要有關兩個問題：聘用合約的有效性(即未成年人士合約的約束力 enforceability of the minors’ contracts) 和個人私隱收集(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)。合約法律中，未成年(即未夠 18 歲)人士所簽署的私人合約或家長一同簽署的合約，法院一概不予以執行，除非是屬於例外情況，其中例如情況是「聘用合約」(contract of employment) 。甚麼是「聘用合約」呢？香港這方面的法律，並非來自條例，而是來自「普通法」(common law，即法院過往的判例)，故此，所有闡明，並非代表全面；況且，隨着法院在面對不同案情的判決，法律會有所改變。一份合約是否視為「聘用合約」，法院會研究許多因素，例如未成年人士有沒有薪酬？是否從中會接受專業訓練，例如學徒協議？合約是否對未成年人士有所裨益？服務是否必須由未成年人士提供的特別技能，例如當演員？當法院接納是「聘用合約」後，會再考慮其他整體情況， 才執行這些「聘用合約」。律師處理這些聘用合約時，一般會找家長及未成年人士一同簽署，但是，據說在此事情上，有些協議只有家長一方簽署，也許，這便成為一個法律缺口。

這次合作，本質是為了慈善籌款而拍攝的紀錄片，大家最初只想「好心做好事」，女學生及家長們，為了學校，願意犧牲小我，公開私生活、家庭狀況，甚至成長期間出現的苦況，而且，聽說女生們沒有任何報酬，而合約寫明「版權屬於英華女校」，故此，她們當時相信校方會適當處理電影的放映，家長及女生才放心簽署協議。目前表面結論：問題的法律文件應該並非甚麼聘用或僱傭合約，因此，所簽署的合約，應該不屬於法院可執行的 contract of employment 性質。

最後，讓我討論另一法律：家長或同學所簽署的，是否一份「使用私隱的同意書」？法律上，新聞採訪需要，而又符合「公眾利益」(public interest)，可以不經當事人同意，行為違反個人保障私人的意願。六、七十年代，美國和越南的戰爭中，記者拍到小女孩潘金福裸體逃離着火家園的照片，並視為歷史上最佳新聞照片之一。但是，《給 19 歲的我》， 並非新聞報導片，故此，享用不到這種法律特權。

聽說：在今次事件中，有些家長或小女孩簽署了一份同意書，願意把私生活公開，那麼，四個法律問題來了：

第一，當小女孩長大了，這份《公開私隱同意書》是否仍然有效，特別是她們當中，有些沒有親自簽署過這份協議？第二，但當有些女學生長大後，依然參與拍攝，這等行為，是否等同她們願意在未來繼續公開私隱呢？第三，公開私隱的許諾(consent)，法律上是可以中途撤回的(但不影響之前 consent 的有效性)，外傳有些女生在過程中，已經抗拒拍攝，這是否等同「明確撤回同意意願」呢？第四，根據《私隱條例》，若使用私隱的目的有變(例如最初只是協議「校內」或「私人場合」才能播放，但是，後來演變成「商映」)，那麼，必須再得到當事人的重新明確同意；影片組方，有沒有再找女孩們簽署一份完整的私隱同意書？

最新報導：私隱專員已主動介入調查，保障當年未成年女孩的個人資料私隱，查明在今次事件中，有沒有被違反意願地被使用？

要影響一個公眾關注事件的結果，普遍有 3 個手段：第一，是打「輿論戰」，利用 power 去拗手瓜；第二，是訴諸法律，去部門投訴或打官司，以 law 先行；第三，便是雙方坐下來，使用睿智來和解(conciliation)。
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是一部優秀的好電影，有能力啟迪香港人對生命的看法；我誠心祝願：各方可以坐下來，用第三個 conciliation 方法，而不使用 power 或 law 來解決；讓影片重見天日，不會從此消失，全港再能夠再欣賞張婉婷導演的心血作品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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