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直升機父母」說:「最心痛是兒子大學畢業後,要面對『古靈精怪』的社會!」我笑:「試過、跌過、痛過,才學會做一個正常人。迴避光怪陸離的社會,只會製造出一個更『古靈精怪』的御宅族!」要減低跌倒的機會,年輕人應認識多些Jedi,請教學習;我鞠躬致敬的Jedi,叫「智者張灼祥 (Terence CC Chang) 」。
張灼祥校長和我都是天地圖書的作家,他是前輩,我是小潑皮,他義不容辭,支持晚生;每逢我有講座,就算橫風橫雨,他都安坐我面前,內疚死我!
在教育界不認識張灼祥,就像在文化界不認識劉天賜。朋友說:「我知道誰是張灼祥!」指向台上一個高高瘦瘦的學者,白鬢白鬚,我嘿嘿:「你攪錯!那是劉天賜!」哈,誰叫他們樣子像兄弟,而最厲害的,是張校長「紅過界」,亦為香港知名文化人!
張校長每天看書、看電影、聽音樂,每逢書展,更天天去「打躉」。用「溫潤如玉、優雅恭儉」形容他,最貼切不過。他舉止穩重,但骨子裏,說話輕快得像春天的風鈴。
張校長是廣東梅縣人,戰後,跟隨家人來香港,父親是校長。小時候,家在上水的金錢村,他笑說:「金錢村多古樹,是當年拍電影的好地方,他們今次掛荔枝上樹,下次便掛上蘋果,非常攪笑!」60年代,張校長入讀拔萃男書院;畢業後,考入香港大學,再往美國進修。他揮舞手指:「哎呀,往事封塵。工作上,我做過4處的校長,包括青衣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、屯門保良局董玉娣中學、沙田賽馬會體藝中學、2000年至2012年的拔萃男書院。在任時,我大力推動文化教育。」我回應:「嗯,你是『非常』校長:既是一位名作家,也是電台的文化節目主持!」他感觸起來:「教育工作,太有意義!看着學生們成長,是世上最開心的事情。其實,我喜歡『當老師』多於『當校長』,校長一職,行政重於教學!」
我問張校長:「香港學校的文化教育是甚麼?」他想想:「香港的教育,以考試成績為主導、功利的家長為主君;當然,課本以內的東西,如歷史和文學,也包含文化;但是,更要緊的,應該是文化活動;教育當局叫這些做『課外活動』,對我來說,改善一個學生的文化修養,『課外』比『課堂』活動更重要。我當校長的時候,學校不時舉辦音樂、繪畫、戲劇的活動,甚至有崑曲、地水南音等欣賞。文化,是一個人的生活習慣、心靈的潤澤,和考試無關,絕對不要給學生什麼syllabus。」
他會心微笑:「我當教育局顧問的時候,曾經建議:『可否讓學生多一個選擇,例如作一首曲,代替音樂考試的Q & A?又可否寫一個劇本,作為文學考試評分的一部分?』創意,令文化教育獲得真正的成果;可惜,大家都喜歡『規圓矩方』的簡單考核方法,沒有人理會我!」
張校長語重心長:「有些人把教育工作,看作一副機器,不斷『量化』目標,重複機械式的學習操練;但是『質化』的東西,例如人格、美學和想像力,才是最深遠的。如果香港社會是惡俗的話,其一原因,是教育避開抽象的『心靈』牽動『心靈』,可惜!」
我問:「未來,香港人會培養出『文化生活』的習慣嗎?」張校長眉頭一皺:「社會太功利、太忙、太不喜歡思考。我有一個學生,在銅鑼灣開了一家文藝coffee shop,最後,關掉了。另一個文青在旺角開書店,又倒了。文化生活,不應侷限於『付費』的活動,如演奏會、話劇;也不應限在『指定地方進行』,如畫展、藝術展。文化,應燃點每一天的生活;每件小事情,都可以和文化有關,因為文化不是甚麼高山巨石,它只是精神上的香料、心靈上的雞湯;舉例來說,園藝、烹飪、彈結他、閱讀,甚至找朋友弄一個『文化沙龍』,也是生活文化,最重要是『燥熱』的你,有沒有每天抽點時間靜下來,尋找一些非為『搵錢』的活動,從而得到思想上的啟發、感情的抒發?今天,大家愛談『文化經濟』或甚麼『文化武器』等等,動機仍是非常功利,有所企圖!」
我回應:「我經常跟營營役役的朋友說:『「文化」不是叫你以它來謀生,或叫你背負沉重的道德責任;「文化」其實只是生活的香甜泉水!』有一個朋友無論多忙,下班竟然學舞獅,這就是文化生活呀!」
張校長暢懷:「我和學生說:『不需要以文化為生活,但人的生活必須賴以文化!』有些學生白天的工作,非常市儈,但是下班後,堅持『脫胎換骨』,玩band作樂!部分香港人鄙俗,也許只是沒有朋友帶領他們去接觸文化,又可能我們某些文化,沒有與時並進,好好地『包裝』吸引他們。你看,奇華餅家把香港的古老餅食,如老婆餅和雞蛋卷,變了時尚送禮佳品,不是很成功嗎?」我插嘴:「哈,『改還改』,但要保留那文化的精髓,我看過有人設計『開胸旗袍』,好嚇人!最痛心是沒有人『包裝』功夫文化,它是香港人的驕傲;現在,我看功夫表演,台上都是老人家在示範,真唏噓;所以,我喜歡周星馳的電影《功夫》,它代表香港人向功夫的黃金時代致敬!」我好奇:「香港政府成立了文化局,你有何看法?」張校長靜思了一會:「文化的核心,是『溫柔敦厚,有容乃大』,故此,香港政府不宜太多『指導思想,立功立言』,要寬宏地讓文化人才、內容和意念百花齊放,這城市才可以變成茂盛的花園!」
我同意:「有聲音提議香港的文化為政治服務,或須『主旋律正確』,這並非最理想的,如果香港的文化和藝術走向這條路,我們未來很難多元化;其實只要不碰及法律的『紅線』,餘下的,應該是自由表達的空間,故此,文化人的互相爭辯,也是多元文化呀!」
張校長突然靈光一現:「希望我沒有記錯,已逝世的內地出色演員和導演趙丹說過類似這番話:『文藝不可管得太具體。』我很同意,否則,真正的文化不可能出現,因為文化,是人們對『生活』和『生命』的主觀表達。文化,不是指導出來的,應該是眾人真實地感受出來的,它更不是為了討好權貴而裝出來的染色體。『有所為而為』的文化主體,是化學而非天然食物!」
和張灼祥校長結束茶敘前,還想請教他:「你對香港發展文化經濟樂觀嗎?」他認真思量:「我們的市場太少,只有七百萬人,必須有大量遊客進來,或港式文化有辦法輸出海外。目前,『雅文化』活動,主要靠政府資金支持,然後,一大群以『非牟利』為主旨的NGOs去推動;這樣,很難產生市場力量,香港商人的DNA是『急財』,要他們投資以改善人民素質為使命的文化企業,恐怕亦是煎水作冰。不過,如出現幾個有心有力的推動者,那個情況又未必一樣,況且,香港的『生活文化』有過人之處,也許,可以推動到全世界的,是『吃』和『穿』的文化。還記得年輕時,外地愛美的女士,喜歡來香港做『長衫』,尖沙咀一帶充滿『穿』的經濟力量!衣服,除了是工業,也是文化呀!」
有句話叫「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,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」,我和校長兩袖清風的交往,非常愉快,每次揮別時,口袋裏總有一彎明月。張校長好幽默,每次約他聊天,他開玩笑說:「好呀,不過近鄉情怯!」引得我捧腹大笑。
張灼祥校長最後語重心長:「我最大的感慨,是『急功近利』這四個字害壞了香港很多事情,文化教育如斯、文化發展如斯。文化和藝術,要讓香港人真真正正發展出高尚的人格、智慧、品味,因此,個人、學校、家長和政府社會的長期共同努力,缺一不可;如果太注重『量』化,例如蓋了多少個劇院、博物館,那只是一個城市的『廣告燈箱』。榴槤外表雖然難看,但是,內裏的麝香貓果,才是最珍貴的。因此,我認同你的看法:香港有沒有真正的文化底蘊?應是市民在每天生活上,是否可以『感受』出來?這邊說『文化之都』,那邊滿街聽到人們粗言穢語,怎成?」
莫愁人生找不到Jedi,我找到了,有幸,劉天賜和張灼祥,兩位都是我的老師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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