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-10-21
香港人的毛病：自大、自卑、自私，而且往往三者共存；但文化水平改變，會使香港再光輝。
前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2020年從美國雁歸香港後，他請了一班「老人家」，前藝術發展局的主席及副主席喝下午茶，我第一次見到偶像何太太，七十年代紅星胡慧中，難忘她的《歡顏》。何太爽朗優雅：「多吃呀！吃不完的，我『打包』。」「打包」食物，是香港人的美德。
何志平看着妻子，笑容追隨她的背影。局長談吐溫文、用字如小李飛刀，「例不虛發」。香港回歸後的高官，他最懂中國的文化，著作無數。
二十多年前，日本最大的劇團「四季」，想來香港發展，找我當顧問，經介紹，聯系了何志平局長。他中學唸DBS，院士是哈佛大學，2002年當了局長，既是小提琴手，又是眼科專家，對文藝的熱情，如中暑；局長飛去東京參觀四季，不過，在香港要拿地建劇院，幾乎不可能，當時可考慮的契機是西九龍。局長認識我後，說：「特首和我都很想推動文藝工作，你懂法律、商業和文藝，在委員會幫忙吧！」就是這樣，我為文藝界服務至今。
和局長坐下來，談香港的文化前景。他語重心長：「有一天，香港人不再庸俗，擁有私德和文化修養，那多好！一個社會，某些成就，可以用數字『量化』(quantitative)，例如GDP或就業率；但是，有些成績卻不是數學算式，例如教育能否培育出有品格的青年、文化活動能否產生有素質的市民，這方面，香港的成就落後。大家都在問：有了文化局後，市民是否變得推己及人呢？有錢人不再炫富？年輕人會否尊師重道？中產多看書充實自己等等。這都是很多人對『文化局』所期待的成果。常常說，香港人的品德修養比數十年前，退步太多。過去，政府用制度及量化手段等hardware去解決問題；結果，解決不了社會教育問題，希望未來『文化』這software，會做出一個包容、聰穎、創新、有美感和修養的社會。我們真正需要的是 『heartware』 和 『soulware』！」
局長一錘定音：「一個真正有文化願景和文化承擔的特首和政府，會真心着意香港人的素質會否蛻變，從思想到修養，都好好沉澱。成立側重『行政分工』的行政機構叫文化局，可以理解為第一步，但『文化』絕不只是『有部門負責「管理」便是了』。」我聽得入神：「那是什麼？」
他吃了一口沙律：「希望大家牢記我這一番話：『我們不只需要一個「直向」只做管理的文化局，或只關注行政和運作的部門，我們期待終於會出現了的一個「橫向」協調各政策局的文化司』，他有策略性，跨局跨部門地指揮各局的策略配合文化議程；而重中之重，是我們的特首自己也要具備文化視野，知曉文化對一個國家和民族，如空氣般的重要；而且，他或她更要擁有文化涵養和抱負，打破官場抗拒『質化』(qualitative) 工作的種種理由，支持這位司長，帶領出一個所有政策局都全面用心推動『文化為主』的政府！」
我說：「對大眾來說，太抽象了，可以舉例？」局長想想：「文化，是360度的內心教化；公眾領域的文化政策，過去分散在眾多不同的局和部門之中：教育局掌文化、語文教育；民政局掌藝術、文物、宗教、青少年事務；發展局管古物、古跡事宜；經濟局推文化創意產業等。這些，和更多其他影響文化的政策，散落在政府各個部門裏，成為『雜碎』工作，以後大家要銜接、協作、統籌啊！例如，我們想年輕人不再污言無禮，這不是文化局多建圖書館便可以改善，要教育局積極謀策，才能產生『協同效應』。又如文化局叫市民追求生活的善美，卻看到一群私下鮮有參與文化藝術活動的高官；再者，如工務建設，雖然不是文化職責，但是，當看到缺乏美學觀念的行人天橋，那也很尷尬。所以，文化局不只是管理資金、場地和活動的機構，它的局長，要有游說和感染力量，去啟迪特首、高官、政府和市民追求文化素質；如他沒有個人能力和魅力去推動，而只是撥款『多做文化藝術』活動的慣常官員，那情況，便和現在的康文署差不多。看看南韓，他們明白文化藝術的力量，是一個民族的未來。1998年，南韓正式提出『文化立國』的大方針，於是一步步做出影響全球的成績。穩建的經濟、持續的基建，固然是一個民族的硬實力，但優秀的教育、文化和藝術修養，才是一個優秀民族的軟實力。文化、歷史、哲學和藝術的灌輸，讓每個香港人有明辨思維、自省能力、美感教育和創新思維，社會得以和諧進步，也因為人們有了這些『非物質』的力量，中國和民族才會領先！」
我極感興趣：「現在構思中的文化局要兼管『旅遊』和『體育』，你有何想法？」局長說：「政府的局和署，許多時候，像眾多silos，『有分工』，但『未必合作』。現在，這個局長要管三個silos，他必須超越『做好呢份工』的局限，要像一個傳教士，天天感化，喚起整個政府和社會大眾一起清除積習，共同攜手，人人交出一點點，在工作和人生上，戒除『量化為本』、『物質至上』的陋習，決心追求更高的精神層次。」
我深呼吸，問：「局長，那什麼是『文化』？」他像老師：「文化，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別：生活文化(culture of everyday living)、精神文化(spiritual or metaphysical yearnings)和高雅文化(arts or high culture)。生活文化，便是由人們日常生活所產生的文化，是集體行為的表徵，生活習慣如茶道；休閒活動如種花或下棋，都是社會文化。這些香港文化如得到支持，會變得愈精緻、愈有特色，愈有『非物質的價值』。有生活文化的香港市民，更懂得快樂的真諦。」
「第二類是精神文化。人類除了物質，例如衣、食、住、行外，在非物質的『精神層面』上，有所渴求；大概可分三類，第一，是意識形態，例如個人思想、信念等，『共享主義』，便是其一信念；第二，導人向善的宗教如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等；第三，是俗稱的做人『三觀』：人生觀、價值觀、世界觀。社會要追求更高層次，大眾的思想『論證』，便不可缺少，例如甚麼是『成功』、『幸福』？活着又是甚麼的意義？許多探索，未必有答案，但是，在市民尋找答案的過程中，文化修為便會進步。這解釋為何有些社會，處處是銅臭的暴發戶；有些地方，卻見到充滿教養的謙謙君子。」
我感謝局長的解說，何局長微笑：「最後一類是高雅文化。社會文化，多是大眾文化(pop culture)，但是，社會必須在精神層次上『向高尋』，如藝術便是高雅文化的尋求。大家不應取笑『高雅文化』，嘲諷為『無用』。哲學家、藝術家、作家們對人生和思想的高尚追求、對藝術和美學的深度解讀，可帶領香港人的靈魂提升。」
局長歎息，長呼吸：「不過，社會太多『說了當做了』、『做了當成功』的表面功夫，把膚淺的表象文化『符號』視為文化炫耀，如觀賞名畫時最好襯高級美酒、住宅大堂要裝置媒體藝術，但這些作狀表徵只會叫社會更加膚淺！」我深深贊同：「文化不是『油炸』出來的，是『煨燉』，是多年反思和自善的結晶。不是擁有一套Yohji Yamamoto、放數件黃花梨、聽聽Pavarotti、看看法國電影，便可『冒』出來。」
我感觸：「以前，香港人在經濟上『錢！錢！錢！』；後來，在政治上，最流行是『鬥！』，只願望未來，香港人會追求『品！品！品！』。一個社會，經濟增長和良好政治環境，固然是基石，但是，以香港過去數十年來發生的事情為例，當人們有了財富，反而更失去靈魂、自私狂妄。一個有文化修養的香港人，會對人生、世界、天地萬物，有深度的看法，除了吃喝玩樂，追求人生另一種平衡的精神幸福。」局長甜笑：「所以，文化局切勿只是『文化場地活動和產業管理局』；局長和特首的工作，應承擔『技術官僚』以前未有的文化責任，『以身作則、春風化雨、移風易俗』，讓700萬香港人品德上『富』起來。當大家擁有沉澱得回來的優良collective values(集體價值觀)後，文化便成為良好土壤，而社會精神生活的樹和花，才可以活之以久；不然，香港只是一個表面繁榮的城市，卻充滿深層次的粗俗和缺德，而單是設計職權分局，絕不可以解決香港社會的歪斜。整個社會和政府要一起努力追求『心』的升華，才可以孕育出高質的香港人！」我回應：「教育也極為重要，『德智體群美』的五育目標，常被某些港人蔑視和忽略；近年，學者更加上『靈育』，即精神提升。」
我揮別前，問局長：「談了文化，有空，可和我談藝術？」他調皮：「先回家和太太吃飯，再說。」
明白的，吃飯只是活動，如果沒有「心」的改變，吃一千頓飯，也不是家庭幸福；家庭所以有意義，是因為志平局長和太太有了愛的土壤。如香港設立文化局，但沒有針對底層土壤的改良，也只算是「文化活動」局。
但願，文化，如潔淨的一場白雪，清洗香港人「有錢就大哂」及「我鍾意呀，吹咩」的兩大陋習；把香港提升為有品德的國際文化大都會，不僅是我們的光榮，也為中華民族在追尋「非物質成就」的使命上，作出貢獻。
此網誌也上載於下列網站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