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-11-19
香港在八十年代，才建成伊利沙伯和紅磡體育館，那麼，在六、七十年代，歌星在那裏開「演唱會」？當時，人們叫表演做「登台」，例如「重金禮聘鄧麗君小姐隆重登台」，登台有時候又叫「登場」，例如歌星東南亞走埠回來，叫「載譽登場」。
從六十年代唱到今天的歌星，已經沒有幾個，巨星徐小鳳偶爾在「紅館」開萬人演唱會、張德蘭(小時候叫「張圓圓」) 只會慈善演出、呂珊(小時候叫「珊珊」)主要做電視，而青山、張帝、楊燕「久不久」來香港演唱，但他們只是台灣來港的「過江龍」。香港的集體回憶，由於上一代的陸續離世，一天比一天減少，來，我們用文字留住昨天。我認識一位古董文物修補及鑑定專家，叫鍾麗裳。年過五十歲的，大多認識她的「上一個」身份，她是一個流行歌星，以前的藝名叫「鍾叮噹」。粵劇名伶梁醒波，生前仍是電視紅星的時候，常常和鍾叮噹合唱一首男騙子遇上女騙子的名曲，叫《光棍姻緣》；「光棍」的意思，是騙子，那首歌是1952年的作品，最初扮女騙子的，叫鳳凰女，是一級紅星，退休後，她的演出，便由鍾叮噹接棒。鍾叮噹年輕時，以甜美、風趣、可愛見稱，我們以往叫她「叮噹姐」，近三十多年，已改口，叫她「Lisa 姐」，即鍾麗裳的英文名，大家見面談的，也不再談當年歌壇盛衰，而是如何欣賞眼前的一塊白玉。Lisa姐和丈夫「五哥」，都是古董界大師級的人物，就算那些國際拍賣行亦找他們幫忙，我遇到對文物不懂的，會上門向兩位求教，他們常常叫我留下來吃晚飯，我當然高興，因為席間，有機會碰到梁朝偉和劉嘉玲，他們的多年老友。
歷史，特別是不遠的過去，如一幅神傷的舊照，悠然浪漫。如果是別人的感動回憶，像一列自己趕不上的火車，因而有憾；如果是自己的美好回憶，像離開碼頭的一條船，彷彿看到水中自己的倒影，不想來個「斷捨離」。
Lisa姐的童年是坎坷的：她1953年，在元朗大旗嶺出生，爸爸是老師，戰後來香港，只能當一個泥工，媽媽想外出工作也不行，家裏有六個小朋友。Lisa姐是老三，出世後，家裏窮得沒錢給她買衣裳，嬰孩時光脫脫在喊叫，爸爸痛心：「老天，可否給我女兒一件美麗的衣裳？」所以，Lisa姐被取名為鍾麗裳，悲情的名字。
為了生計，一家搬到九龍的鑽石山，今天志蓮淨苑的位置，它是一個破舊木屋區，區內特別窮的，如鍾家，房子是鐵皮房。那時，天主教堂的「救濟車」，常開往貧民區如鑽石山，派送奶粉、糖果給小朋友，但是，會先要求他們唱幾句聖詩，大眾稱這些做「耶穌歌」。Lisa姐有歌唱天分，於是琅琅上口，閒時，和其他小朋友如一排葫蘆，坐在家門前，唱著耶穌歌，Lisa姐那時，只有兩歲，唱得最好是《馬槽歌》，她手舞足蹈，師奶大嬸經過，很喜歡她，送些零食給Lisa姐，她每晚避過捱餓，有一大堆好吃的，和家人分享。
鍾爸爸懂得撥秦琴，它是廣東和潮州音樂的撥弦樂器，有三條弦，質地是蠶絲，他的秦琴，音箱是梅花形，蛇皮造的。在生活逼人之際，他突然和老婆說：「做泥工，也養不起一家，不如我和小麗裳去街上賣甘草欖，我撥琴，她唱歌！」鍾爸爸坐言起行，買了一大堆欖，用油皮紙包起來，兩粒一包，每包賣五仙，然後跑去街頭，一邊唱，一邊叫賣，成績很好，賺來數以倍計的碎錢，Lisa姐還懂得打小鼓，就這樣，兩父女做起「生意」來。Lisa姐可憐地從兩歲唱到六歲，生活改善了，一家人可以搬到橫頭磡的徙置區。以上便是在香港五、六十年代，窮人生活的寫照。
到了七歲，Lisa姐要上小學了，唱歌生涯如何是好？爸爸想出另一辦法：「油麻地廟街有『榕樹頭』夜市，我們晚上去那裏擺地攤唱歌，總不會餓死的。」他們在這些叫「平民夜總會」的地方演唱，賣更多的零食，例如香口膠、鳥結糖、陳皮梅，十仙一包；當觀眾看膩了他們，便坐船過海，去香港島的「大笪地」(即今天上環港澳碼頭的位置) 賣唱。當時，內地人湧來香港謀生，大江南北都有，Lisa姐為了討好觀眾，什麼都唱，粵曲小調如《禪院鐘聲》、粵語流行曲如《快樂伴侶》、國語流行曲如《青山道上》等。
在六十年代的香港，人窮志不短，「活下去」太重要了，晚上睡覺，死不去，又解決一天。
在夜市唱歌，只視為下等「歌女」， Lisa姐到了十三歲，小學畢業，要想辦法去「轉型」，爸爸想想：「麗裳，因為靠你唱歌養活一家人，你不要唸中學了，我把你改造成為一個全職『歌星』吧！」
做歌星的捷徑，就是參加歌唱比賽，Lisa姐也不例外；在比賽後，得了第三名，正式定位為「歌星」，她說：「當時，美孚新邨旁邊是個海灣，海灣後面有個大型遊樂場，叫做『荔園』，裏面有一個歌廳，名『女子歌壇』，可以坐200人，沒錢的人，躲在門口偷看。他們請我去唱，每節要唱40分鐘，好像開『迷你』演唱會，最初，每晚只有四元人工，最後加至每晚三十元，生活好苦。在1966和67年，便是我的悲慘歌星生涯的開始。」
Lisa感慨：「那些年，香港正值暴動，政治不穩定，能夠有一份工，已經感恩。不過，每晚登台的出入交通，都要安排『白牌車』(即今天的Uber)，除去車費和吃飯，所餘無幾，一百多元，那夠八口子生活，但為了轉型歌星，爸媽只好花掉積蓄，維持生計，但是爸爸堅決地說：『女兒，為了讓你從『歌女』變成『歌星』，我們全家努力，咬緊牙根吧！』幸好，大概1968年，無綫電視(即TVB) 請了我當電視藝員，做綜合娛樂節目，既唱歌，又要逗人歡笑，雖然工資不高，但是TVB給了我名氣，開始外面有人找我登台，在電視台下班後，爸媽陪我『跑場』唱歌，一晚跑多少轉，我都願意，因為要養活全家，別人以為歌星風光，其實我們省吃省穿，有時候，飯都沒有吃一口，便全港跑場賣唱。」
我問：「你在那裏唱？」Lisa姐：「在六十年代，仍沒有唱酒吧或酒廊(cocktail lounge)這回事，登台的地方，主要是『夜總會』和『歌廳』。夜總會是客人喝酒、跳舞的地方，歌唱節目，只是助興，就算多累，也要搞氣氛；去歌廳的人，則是專心聽歌的另一批，比較尊重，所以，我們選擇歌曲，也要適應不同場合。在旺角，我唱過國際夜總會；在尖沙嘴，唱過金冠夜總會；在北角，唱過新都城夜總會；在銅鑼灣，唱過珠城夜總會。歌廳方面，旺角彌敦道的新興大廈地牢，有『東方歌藝團』，晚上，香港和台灣的紅歌星主持綜合演唱會，有錢人從香港島，也會跑來這裏聽『當紅炸子雞』姚蘇蓉、鄧麗君唱歌，一晚兩場，每張票，有十多元的、三十元的，由於歌星眾多，我只唱三、四首歌，叫做『壹part』，就可以離開，跑下一場地點。在香港島，最著名的歌廳是灣仔皇后大道東的『香港大舞台』，即今天合和中心的位置。」
我問：「Lisa姐，在七十年代，你當歌星賺到錢嗎？」Lisa姐：「捱過『荔園』那洗底的兩三年，日子總算一日比一日好。作為歌星，我大概是『二線』吧，是紅星的綠葉，從來未大紅過，不過，普通人賺數百元一個月的薪水，我卻可以賺到四至五千元。為了生計，要非常拼命工作，那些白天的『日場』表演，我也願意接，一天跑好幾場，面不改容。晚上，剛唱完旺角，便要坐『白牌車』趕往尖沙咀天星碼頭，碼頭關了，有非法電船叫『嘩啦嘩啦』，載我們過海。到了灣仔，又趕坐『白牌車』去銅鑼灣演出，因為那時海底隧道還沒有建好。在六、七十年代，誰不是這樣過活，我身邊的洪金寶、成龍、元秋、元彪，他們是負責武術雜耍的小朋友，在台上打到身水身汗，還有瘀傷，比我還辛苦啦，我一年365天，二十四小時在開工，又算得甚麼。」
我很同情：「Lisa姐，你不覺得可悲嗎？」她微笑搖頭：「生活，其實是一種習慣，我從少到大，都習慣吃苦、習慣天天工作；『玩』，對於我，是毫無意義的，消遣，絕對浪費金錢，所以，到了今天，磨練到我只是喜歡工作。別人可能覺得我生活失敗，我卻不認同，辛勤、節儉、安分、容忍，這些都是幾十年來的美德，我反而覺得那些一天到晚都要『玩』的人，太不長進。」
我問：「其他歌星也是一樣嗎？」Lisa姐說：「那些年，歌星沒有地位，更不會有任何『天后』，大家唱歌，多是為了養家，日唱夜唱的女孩子，許多和我一樣乖，不煙、不酒、不賭錢、不搞男女關係，一有空，便躲在家，為登台的衣服『釘珠片』，讓舞衣在燈光下，閃耀奪目，外面買歌衫，太貴了。」
我再問：「後來歌壇怎樣轉化為大型演唱會？」Lisa姐回首往事：「歌壇在七、八十年代，漸漸有大型投資者和『企業化』的運作，例如尖沙咀今天K11 MUSEA的位置，有一家『演唱夜總會』，叫海城。另外，有人開始搞一些像樣的演唱會。最初，他們在銅鑼灣的『利舞台』舉辦小型演唱會，鄧麗君、羅文、汪明荃都在那裏唱過。到了八十年代，當有了灣仔的伊利沙伯體育館、紅磡的體育館這些超級場地，大家轉移陣地去看演唱會了，於是，在夜總會和歌廳聽歌，已經變成一種日漸式微的活動。」
我惋惜：「Lisa姐，所以你也退出歌壇？」Lisa姐沉醉在緬懷中：「在1980年12月，當我27歲的時候，結了婚，對娛樂圈沒有太多留戀，它只是我『搵食』的地方，再者，我丈夫是收藏文物的世家，他答應傳授知識和技術給我，包括古董的鑑定和修補，我心感興奮，因為可以開始我的第二段人生，當然頭也不回，離開了熟悉的歌壇，一個曾經養活我和家人的環境。往後，許多人叫我復出唱歌，我一口拒絕，我所珍惜的，只是當年的朋友，特別是現在身在加拿大的退休歌星劉鳳屏。」
我好奇：「放棄歌唱，不覺得可惜嗎？」Lisa姐輕描淡寫，好像細訴別人的故事：「那會，如果人生是一間房，則總會有一隻窗是打開的，天氣好的時候，清風會從窗吹入房內，可是雷暴的時候，雨水亦會浸濕房間。生命的起起跌跌，都是見慣也平常。得意時不喜，失意時不憂，是每一個藝人，也是每一個人，活得『心安理得』的方法。」
年輕人，你喜歡牛仔褲嗎？我和鍾麗裳喜歡牛仔褲，理由是因為它的顏色褪掉，而且還有一個個的破洞。過去的人生，樂觀看來，是一條美麗的牛仔褲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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