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2018年至2022年，我擔任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(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)的主席，工作性質是我和醫學專家、社會工作者等，一個月數次審理精神病人應否留院或出院；及出院後，應否接受監管，例如定期見醫生、社工、吃藥、接受家訪等等。病人中，有些接受審裁決定，有些因為非自願地失去自由或自由受到管制，會表示不滿。

我的工作流程繁重，除了早上親自去到各精神病院或入病房(故此，常去老遠的青山或小欖)，和醫生、病人及家屬見面；事前，必須閱讀厚厚的醫學報告及文件，當聆聽案情後，還要在家工作，做審判書，最負重責的：是我作為主席，要親自在裁判書簽署，故此，有部分病人及家屬以為裁決是我個人的決定；投訴及針對，往往發生。

去年6月，有一男子，戴上漁夫帽，蓋了口罩，穿了鮮黃色雨衣，來到我律師行門口，堅持要推門入來，說：「我找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主席理論！」幸好，當時我沒有在門口和這男子碰上，否則，隨時受到傷害；同事不讓這男子內進，並推門關上，但男子在門口徘徊了十多分鐘，才不見蹤影。

事發後，我和醫務衛生局商討，在他們建議下，去了警署報案，但是，因為男子把整個身體和面容遮蓋着，而我們的大門，也沒有安裝CCTV，不能把事發過程攝錄下來，於是報案後，也只能這樣，我和同事都擔心人身安全。

為律師行同事帶來驚悸，我非常不好意思：我們的事務所是正派的，我們也是「平生不作虧心事」，更不會接受「古靈精怪」的案件，沒碰刑事案件，卻因為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的主席公職，從此惹上不可理喻的人上來找主席麻煩；在當時，政府給我的支援，是有限度的，局方建議作為個人投訴處理，而非視為擾亂審裁工作，特別是針對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主席的事情。

擔任公職的我，或其他朋友，常以心為心，為社會、為政府，犧牲個人時間，投入服務，不過有事情發生，絕不可看輕，政府要給予我們適度的支援，那麼，願意出來為社會服務的人士，特別擔任有風險成分(例如審裁判決的工作，容易得罪受影響的申請人或被告，更容易被人報復)，政府在我們受到傷害時的背後，各部門應積極主動給予援手，事情絕對是挑戰制度，而非只是主席「個人」事情，當社會義工的，有付出，無薪水，但我們樂意花精力、花時間為社會服務，特別願意負責敏感工作，必須受到特別保護。

最近，又有奇怪人士在中環及尖沙咀貼出大字報，內容怪誕和可笑，邏輯和思維一塌糊塗，它說我「欺凌 歧視孱弱 能力低 性格出現殘疾的人 剝奪限制人的自由 基本人權 不按法律行事無法無天自把自為 串連無良西醫及美國大藥廠 浪費香港政府醫療資源 蓄意間接逼人打針 逼人食懵仔藥……」，報復我的人是甚麼心理情緒狀況？我覺得可笑，也很憤怒，更擔心自己和同事的人身安全；同時，收到無數的律師和朋友的關心查問，想了解發生甚麼事？我犯了錯嗎？有些朋友聽後，建議除了告知醫務衛生局及向警署報案，要把事情公開說出來，澄清個人聲譽、向其他擔任公職工作而容易招惹報復或傷害的義工們，作出保護自己的告誡。

前日，已通知了醫務衛生局，也向警署報案，事件法律上是刑事恐嚇及企圖襲擊。今次，是我第二次「因公受傷」，幸好，在其他部門及朋友的協助下，在第二次錄取口供後，得到良好的處理，但願把壞人繩之以法。

這次恐怖事件，最大得着是：除了「經一事，長一智」之外，更令我知道原來有那麼多朋友，特別是律師、醫生、社工、政府部門的好友，關心我、支持我，主動為我奔走，努力協助處理今次惡夢。

我不想再有第三次，但願盡快今次把犯罪的人緝拿歸案。關心我的老友記們：我好感動呀，不知道怎樣表謝了……

不過，我感觸：幸好這次，我有這麼多人在支持我，若是其他人，或只可能單打獨鬥，面對我等可怕事情，怎辦？如何處理？香港的社會需要公義，特別是那些執法的、政府主管的，一定要有「心」，把市民的慘遇，看作自己的慘遇，更何況，這是我擔任半司法(quasi-judicial)職能的主席，如企圖傷害主席，便是企圖打擊行政及司法制度。對於出來為社會擔任公職而招惹麻煩的，政府上下，要認真處理及對待，更加要落力緝兇；否則，使用犯法或恐佈手段的人，只會更猖狂，挑戰制度及傷害制度下的人員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