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-3-2019
數十年前的元朗，只是鄉村小鎮，都處清清靜靜，大馬路的後面盡是農田，一大群的黃牛在吃草。本地人擠進同樂戲院（今天的開心廣場）和光華戲院（今天的光華廣場）看電影。「出面人」（指港九居民）到元朗，必蜂湧去兩大餅店 「恆香」和「榮華」買「新界餅」。經歷四、五十年了，恆香和榮華兩大傳統餅店依然屹立不倒，為什麼？ 恆香堅持老法承傳；榮華傾向改良創新，兩者皆通。
如果以市場大小作為指標（當然，做生意，人各有志，無須一定要「做大個餅」），守著傳統，許多時候只是小眾市場；抱緊時代，則可能變大企業。不過，當大家跑去買現成西裝，中環還有老裁縫店；當大家跑去連鎖健身室時，油麻地還有「舉鐵館」；當大家在中秋節買電池燈籠，筲箕灣仍然有人賣紙紮楊桃燈。舊的接受新的滋長，新的尊重舊的留存。這樣，新和舊的雙劍合璧，便會產生嶄新年代。
中樂，或稱國樂、華樂和民樂，那能離開上述真諦？找了一個下午，和中樂大師、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茶敘，談談香港中樂的未來挑戰。
年輕人認識閻老師除了香港中樂團給青少年的創新品牌節目，也或許因為他當流行歌手的女兒閻奕格，她參加台灣「星光大道」歌唱比賽，用了新穎風格唱出《讓一切隨風》，一曲成名。有其女必有其父：閻老師是少數學貫中西樂的大師，1954年生於陝西省，年輕時樣子有電影明星風範，妻子為古箏演奏家熊岳。1983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作曲指揮系，曾任北京中央民族樂團首席指揮，後來去了新加坡當古典音樂的製作總監，再往台灣出任樂團指揮。在回歸那年，即1997年，獲聘為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（老師早於1987年已當客席指揮），於是來了香港。從此在這裏定居，成為香港人，他改變了香港中樂的生命，香港也改變了他的人生。
閻老師說：「別看輕香港這小地方，她有自己的文化和精神力量，我來到香港後，不知不覺間受到影響，例如辦事專業、開放包容，它影響了我對中樂這條路的許多看法。」我問:「那中樂有那些路？」閻老師：「任何悠遠流長的藝術，要看待起來，有兩條道路：『承傳』和『革新』。有些人只看到一條路，這會收窄視野。」好奇追問：「你對香港中樂的發展，以致世界頂尖的香港中樂團，有什麼理想？」閻老師不等半秒：「香港人和中樂團要齊心致力，追求三大目標：首先追求至高境界的中樂藝術；第二，讓『港產中樂』不能過氣，要緊貼時代脈搏；第三，要不斷努力，專業地保持香港中樂團，成為香港人引以為榮的世界級樂團。」
我好奇：「老師，您的目標比經營一個中樂團為大呀？」閻老師：「時代的機會，香港每一份子都要抓著， 今天和數十年前不一樣，不能『食古不化』，大家張目看看，我們面對是一個每天都在極速變化、輪替、改革的年代，如要進步，怎可以停止挑戰自我。我相信一句話，叫『立足香港，面向世界』，所以我和中樂團的同事希望我們不單只是一個純演出團體，但願觀眾和市民能夠支持我們。除了單純演出，還可以轉型涵蓋到『培訓人才』、『中樂教育』、『承傳藝技』及『樂器改革』等更具影響力的四大使命，我想：為了服務香港，發揚香港中樂，中樂團要提升為一個『文化機構』。」
我說: 「老師，太好了，這當然是香港人的夢想，但是如何達到呢？」閻老師：「最基本是香港人態度要變，有些人看不起中樂，說什麼『中樂不嚴謹』、『樂器會走音』等等，完全是誤會，大家要多聽中樂，多看音樂會，便會逐漸明白，我們的中樂在『吹』（即吹管樂器，樂器包括笛子，嗩吶、管、笙等）、『彈』（即彈撥樂器，樂器包括琵琶、箏、阮、揚琴、三弦箜篌等）、『拉』（即拉弦樂器，樂器包括二胡、高胡、中胡、革胡、低音革胡、板胡及京胡等）、『打』（即打擊樂器， 樂器包括鼓、鑼、鈸、編鐘等）四大方面，皆極有優秀成就。至於所謂什麼中樂『尖刺』、『雜亂』等等批評，只不過是有些樂團在演奏時未達水準，故此，這不是音樂本質的問題，是人為的問題。有些人又說中國樂器的音域未夠廣，同樣，這是因為不理解中樂。有些中樂如三絃追求的是意境，不是結構和難度，故此，樂器自然就是這個樣子，這好比拿蘋果和橙去較比，絕對是習慣和品味的主觀。」
我懷疑:「老師，有人把中樂『管弦團體』化，說是近代仿效西方？」閻老師：「這也是錯，傳統中樂分民間、宮廷、文人、宗教及戲曲曲藝等五大類，民間為了表演方便，自然是『一件、半件』的樂器，如江南絲竹（即長江以南的器樂作品，『絲』指弦樂器，如二胡、琵琶；『竹』指竹做的樂器，如簫、笛子，所用樂器不多）。但是在皇帝的宮廷內，往往是數十人演奏，宋代曾有記載多達190多人一起奏樂。有些人說是新中國後，才來『中樂管弦化』，這也是錯的，因為早於二十年代，在上海已經成立『大同樂社』，中樂師已經集體演出。」
我說：「老師，香港人對中國音樂的貢獻是什麼？」閻老師：「四個字：沒有『思想包袱』。」我笑了出來，他解釋：「香港真的是中西貫通的好城市，當我初來香港，發覺香港人開放、包容、敢試，傳統和新派共冶一爐，這方面，也改變了我！藝術常常分兩派：『博物館派』和『實驗室派』，兩派都有理想，都是做好事，不應互相攻擊。在中樂方面，例如『博物館派』會尋找古代樂譜、研究古代樂器，甚至演奏時穿的古服，他們的努力叫人動容；而另一方面，『實驗室派』加入西洋樂器，寫出新的樂章、又改良中國樂器，讓它的樂器性能和表現力更進一步。所有音樂，特別是文人音樂（這類音樂不是奏給別人聽的，是士大夫自己利用音樂，修心養性，例如古琴，一面奏、一面焚香、一面聽雨，那是多麼脫俗），都提供無限的空間，豐富中國藝術的發展，故此誰說中樂不豐富，底子不夠深，那是錯誤的見解。」
我喝了一口茶，再追問：「那麼香港中樂團對中樂發展又有什麼貢獻？」閻老師：「先不要說音樂本身，因為這有主觀評價，我想指出香港中樂團的『專業精神』這件事。無可否認，西方在樂團的管理上比較成熟，而香港學習西方，在樂團管理上非常專業，有些外面的中樂團什麼都是一個團長話事，沒有人來分工和互補。香港的樂團領導，分開音樂總監和行政總監，我們還有一個理事會來監督呢。例如我們要以觀眾利益為先，每一年設定為一個『樂季』，預先安排好不同主題的節目，甚至連每個演出的曲目也編排好，不會因為個人看法而隨便更改。又例如我們每年必定邀請一些外面的客席指揮和演奏家來交流，而中樂團的指揮也走出香港，做別的地方客席，與外界交流。每年計劃委約多少原創作品和改編作品、多少純中樂和跨媒體（例如 crossover 舞蹈、戲曲、流行音樂），都要老早討論和安排，這些傷腦筋的東西，如果沒有一群專業的行政人員齊心地協助，根本沒有可能發生。所以香港人有很多優點，不宜妄自菲薄，當我們失去信心，很多事情便失去求變的動力！」
離開前，我和閻老師說：「周光蓁為你著傳，叫做《一位指揮家的誕生》，我看過了，其中最特別的一節，提及你和現今為習近平主席的夫人彭麗媛在1985年的合作。」閻老師接道：「作為一個歌唱家，她是非常優秀的，我一直希望在香港觀眾面前能夠再和她合作，當然，這機會已接近零。在第二故鄉的香港，我希望帶領香港中樂團以『植根傳統 銳意創新 不拘一格 自成一體』的藝術特色，發揮專業精神，追求音樂至高境界，以『香港文化大使』的身份，用一流指揮、一流樂師、一流樂器、一流音樂的高標準，打進大灣區、國內城市和海外，協助香港發展更大的藝術市場！」
我說笑：「嘩，四個一流，太吃力吧！」閻老師說：「向世界推廣中樂藝術，長路漫漫，沒有四個一流，在全球藝術行業競爭劇烈下，香港中樂那能壯大？我會繼續努力，為港爭光，堅守領導地位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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