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7-07-19
談到貧窮，誰沒有千言萬語。
數十年了：都市過度化、全球一體化、教育普及化、經濟滯脹化、人口老化、上游機會停滯化等等，社會退步，就算人們願意營營役役地生活，也找不到「小王子」(Le Petit Prince)的美好國度。
香港數十年前的貧窮，是真的「一窮二白」，沒有錢交租、付學費、買米的那種；今天的貧窮，是經濟發達以後，社會財富分配不均，生活費用因為通脹而增加，可是收入卻嚴重地趕不上，於是，香港愈繁榮，窮困的人愈多，連中產也如學者大前研一所料，打落「下流社會」。教育已經不足以改變命運，中產和基層共命，掙扎在「M型社會」。
香港的貧富差距被聯合國點名為全亞洲最嚴重的，那些GDP，只是報告好看。
投資作家林一鳴說得對：「香港優勢被內地取代、社會無法向上流、本地青年被邊緣化。置業無望等問題，讓年輕人累積大量的怨氣，當事業目標變得遙遠無望，看不到如何得到合理生活，部分人將怨氣化為行動。」
「當香港從『資本主義』變成『資產主義』，擁有資產的三分一人口，生活愈見優游；而無資產的三分二就活在彷徨失措之中。就算做生意賺到點錢的人，也往往不及收租的業主；而對於有聰明腦袋、有學歷、肯上進的年輕人，也不及擁有資產等升值的懶人。」
我身邊的中年朋友，常常責怪今天的年輕人，沒有日本勵志人物「阿信」的吃苦精神。以往，我也是這般想，但是我想通了：時代不會回頭，不同年代的人，對生活總有不同的標準和期待。我記得小時候，爸爸說過：「星期天，放什麼假？太不長進了！」後來我長大了，和身邊年輕的律師說：「星期天已可以休息，為何星期六不加班？」現在年輕人對著老闆說：「不合理，我平日晚上要私人時間，不希望『加班』。」強把過去的標準，放在今天的年輕人身上，冰炭同爐，於事無補，恐怕規矩亦要遷就方圓，反正香港未來吃飯吃粥，他們都是蕭何。所以，民生上、經濟上、政治上，年輕人有自己的看法，政府總要想辦法，消消社會嚴重的怨氣，不過，自回歸以來，年輕人覺得政府只是蜻蜓點水，沒有勇氣和決心去斧底抽薪，消弭社深層次的不公，例如房屋困難、貧富差距、醫療危機、缺乏新經濟等。
最近，亞洲的「揸筷子」地區，不約而同，出現五部關於貧窮的出色電影，而且，每部都獲獎無數：韓國的《上流寄生族》(Parasite)、日本的《小偷家族》(Shoplifters) 、台灣的《大佛普拉斯》(The Great Buddha+)、內地的《我不是藥神》(Dying to Survive) 和香港的《一念無明》(Mad World)。
2018年，日本名導演是枝裕和執導了《小偷家族》，獲得康城影展最高榮譽的金棕櫚獎，故事講述繁榮東京市內有一棟破舊小平房，住了婆婆、父、母、姐姐、弟弟、小妹妹，一家六口表面貧窮，但看來家庭融洽、互助互愛，不過很快被人揭發驚人秘密，原來他們是完全沒有親屬關係的一群小偷，為了生活，鋌而走險。
2017年，台灣導演黃信堯拍攝了《大佛普拉斯》，在各地影展佳評如潮，奪得了台北電影節長片獎，電影訴說兩個中年男，一個佛像工廠的警衛和一個拾荒者，他們過著悲哀的貧窮生活，連吃的都是超市丟棄的食品，有一天，他們發現了一宗謀殺案，卻招來殺身之禍；影片透過基層的可憐生活，指出台灣社會的種種荒謬。
2018年，由內地年輕導演文牧野執導的《我不是藥神》，真人真事改編，收了三十多億票房：在中國，窮人沒有能力購買治療白血病的特效藥，剛巧上海的一個「低端」階層，售賣神油的小混混，從印度偷運仿製藥進口，本意是牟利，卻救回無數窮人的生命。這部現實電影，哭中有笑，從「假藥」事件，引爆出內地貧窮現象所包藏的善與惡。
2016年，香港新晉導演黃進的處女作《一念無明》，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多個獎項：貧窮獨居多年的父親，因為患有躁鬱症而誤殺母親的兒子出獄了，於是把他接到自己狹窄的「劏房」居住，不過悲劇接踵而來……到底兒子的精神病是罪，還是貧窮才是原罪。
到了2019年，南韓一顯身手，《上流寄生族》為它抱走歷史上第一座康城金棕櫚獎。電影在韓國紅透二十多天，全球觀眾累計一千多萬。男星宋康昊及李善均對香港觀眾來說，毫不陌生，而大導演奉俊昊在香港，更是受歡迎的，還記得他大賣的《末世列車》和《韓流怪嚇》嗎？
片中，富裕大都會首爾裏，有一處骯髒發臭的「半地牢」民居，住了寒酸得自己也忍受不了的一家人，中年爸爸和媽媽失業，青年兒子和女兒都失學，其實他們不懶不笨，只是社會病了，他們怎樣努力，還落得「貧窮」兩個字。一家人決定不擇手段，盯上了住在花園豪宅的另一戶人家，於是爸、媽、子、女各施各法，對準上流家庭埋手，實行把豪宅「鵲巢鳩佔」的大計，就在此時，出現了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原來早有另外兩個也窮得走投無路的低層人物，已默默地「佔據」豪宅，到底鹿死誰手呢？到底有錢人是社會的寄生蟲？還是窮人呢？
影片用「好看」來形容，也不足夠，簡直是精采絕倫，導演兼顧藝術和商業元素，一幕比一幕高潮迭起，全場觀眾過癮，不想離開座椅半步，歡笑、懸疑、悲情，兼而有之，是本年度最有價值的亞洲電影。
五個文化接近的地區，竟然在同一時空，拍出現代社會日益嚴峻的貧窮問題電影：這些地方表面經濟發達、繁榮興旺，有錢人抓到大錢，可是，都沒有和窮等人分享，上下階層表面在同一天空下生活，有來有往，工作和生活的接觸看來平靜和氣，暗地裏充滿矛盾和嫉妒。資本家及資產者可以擁有良好的家庭環境、優質的教育、方便的關係、美好的生活；而窮人卻由於先天不足、後天不濟，除了為口奔馳，根本不可能有什麼人生規劃，只好等待墮落。
有趣的地方是五部電影反映著不同地域的人民性格，雋永深刻，回味無趣：韓國的窮人是強悍的，他們火爆，會找機會來報復平反。日本人內斂，一切都是默默無言，無奈承受著生命的風吹雨打。台灣是快樂的寶島，人們樂觀，在最困難的時候，還懂得苦中作樂。內地人充滿生活的激情，生意盎然，窮人就算多苦，也要拼命賺錢。香港則變成狂躁抑鬱的社會，沉重的生活壓力叫人們情緒反反覆覆。
南韓的失業率創新高，青年失業率百分之十以上，雖然政府大升最低工資，卻反而嚇怕僱主，窒礙了招聘。可能是生活不繼，韓國人婚後，一對夫妻也平均生不了一個小朋友，而他們更要等到四十多歲，才有足夠儲蓄，首次擁有物業。
日本經濟低迷了二十年，就算大學畢業，也找不到工作，那些沒有大學學位的，只能夠一生找散工。日本過去只有「老闆階級」和「工人階級」兩種，現在多了一種，叫「流動僱員」(non-regular employees)，又叫freeters(飛特族) ，他們沒有固定收入，難以建立家庭，成為日本社會的新趨勢，有些中年人窮得不敢面對家人，寧願失蹤，成為freeters大軍。
台灣最大問題是不夠國際化，世界服務業不發達，而依賴的工業又西移去了大陸，在缺乏新經濟動力，人口又老化的情況下，老百姓的工資十年來，都沒有漲升，大學生畢業，也只有港幣數千元的月薪，許多人的生活水平，停留在「最低工資」。
叫人意外的，反而是中國內地，可能他們從低點出發，還沒有如其他發達地區困在「樽頸位置」。過去十年，它有著6至7 %的經濟增長，政府大刀闊斧，推行「五險一金」政策 (養老險、失業險、醫療險、工傷險、生育保險、住房公積金) ，滅貧的速度是世界第一位，可是超過半數人口，仍是鄉村貧農，而財富集中在企業手裏。
現在，五個社會所面對貧窮的棘手核心，是到底有什麼妙方，可以讓愈來愈多「貧賤生活百事哀」的低下層，有上游脫苦的經濟機會？不用再過「戚戚然而不知去向」的生活？數十年前的窮人，捉襟見肘不是問題，因為他們都懂得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」。今天，大家變得「人窮志短」，在民權入雲的當下，大家都覺得政府是責無旁貸；而且，以往有工作便不會貧窮，今天，在這些地區，特別是香港，產生一件「貧窮新品種」，叫做「Working Poor」，即是「在職貧窮」，有工作卻還是活得不像樣，那才是社會最大的銬鐐。
有一次，我在茶餐廳，見到一個乾淨禮貌的老婆婆，只吃了一份三明治，卻叫旁邊的人把吃剩的叉燒飯「打包」，送給她作為晚餐，我為婆婆埋單，問她：「你這樣下去，會不會好擔心？」婆婆微笑搖頭：「只要香港一天有善心人，我都不會擔心！」真的一言驚醒夢中人：我們小時候，那些有錢人都窮過，他們覺得心腸不好，是極大的羞恥，而「炫富」更是一種道德的罪過，於是，派飯、送米、捐衣服、派獎學金、收留內地逃難過來的親友、免費為鄰居帶孩子，種種的互相關懷，是很普遍，它讓香港人渡過六十年代的難關；可是，今天有任何問題，人們卻不選擇由「人與人」之間做起，而是第一時間要求「政府」、「制度」和「組織」去協助解決，這豈不是浪費「人」所能發揮的偉大力量。
在此，呼籲香港「復古」，由今天起，從自身做起：老闆對員工慷慨一點、地產商更有良心、企業家應有膽色，投資「新經濟」、專業人士不要只為私利，要讓更多服務對象受惠、有錢人則多做善事，不過，看，我又被罵了，「黐線」！但是，如果香港人還是心術不正，什麼的解決方案，還不是利益妥協的假象。一切要由「心」出發，社會才真正康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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