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7-6-19

認識周永健(Anthony Chow) 數十年，我們同是律師，他待人誠懇，沒有架子，言必有信，大家都尊敬他，所以，他曾是香港律師會會長。最近，更做了香港賽馬會的主席，馬會是我們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布施善長，所以又遇上，我說：「Anthony，你和我都是資深律師，不如找個機會坐下來，倚老賣老，給年輕律師一些意見和啟發。」Anthony燦爛地笑：「哈，希望從回望，可以找出玄機吧！」

約了他在港麗酒店的酒吧見面，酒店八十年代開張，我已是它的常客。以前，喜歡它雅致，現在，來這地方，因為它懷舊。我怕變。

和Anthony訪問，第一個問題，當然是他的身世，周永健說：「我少年時候，給家裏送去英國唸寄宿學校，作為理科學生及足球迷，本先修讀理科，但是我心好語文，所以後來轉唸法律。父母也擔心，姐姐已經修讀法律，家裏不想出兩個律師，最後，我還是忠於自己，堅持去唸法律。」

「1979年，我在英國當了律師，有一家『international law firm』(國際律師行) 招聘律師，當時律師還不是一個『國際化』的行業，於是好奇去申請，我獲得聘任, 並指出我是事務所第一個華人香港律師。於是，大約在1979年底，又回到我的香港老家。人生很奇妙，一個向東或向西的決定，便把生命改寫。我有時會想：如果沒有重回這小島，我留在倫敦，今天又會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」

「八十年代初期，香港經濟步入『黃金年代』，社會充滿上流機會，在外國律師行打工，始終有『別人制度』的感覺，在1982年，我成立自己的律師行。十分幸運，當時由於房屋價格比現在低，大部分專業的年輕人都比較容易置業。當期時，香港地產慢慢興旺，大量房產買賣，成為律師行的其中一個重點業務，我姐姐的律師行擅長處理這類案件，於是在89年，我和她的事務所合併。光陰流逝，不敢相信那是三十多年的事情。數年前，我們再和一家中國內地的事務所合併，從一家只是『香港人』的律師行，變了一家『中國』的法律企業，這變化是我在1989年，未能想像的！」

我感慨起來：「在數碼年代，事情年年變、天天變，把握每一天，與時並進，恐怕是我們要面對的現實。在香港，沒有『告老歸田』這回事，所以，跟著這繁忙城市團團轉，是香港人未來的人生。」

Anthony接道：「未來數十年，如果『變幻』是香港的新常態，也未必是壞事，轉變當然抹去舊東西，但也會帶來新機會。」

我說：「不計算『大律師』(barrister)，它是另外一個專門在法院打官司的行業。以『事務律師』(solicitor) 來說，我們八十年代大學畢業，許多人只能在本地律師行找到工作，那像今天，社會變化多端，於是各式各樣的機會湧現。」

Anthony點頭：「喜歡安穩的，可以入政府的律政司和其他部門，擔任 『法律官員』 (counsel) ，也可以考入『司法部門』 (judiciary)，當一名法官。」

我插嘴：「入了這些衙門工作，好處是『安穩』，壞處是也是『安穩』，工作性質差不多，工資不好也不壞，按時晉升，按時退休，和一大堆規矩共活：這些不可，那些要避免。正面來說，『平淡是福』，反面來看，便是『一入侯門』。所以走這條路，要有長線的人生準備。」

Anthony說：「第二類便是去私人機構打工當『法律顧問』 (in-house lawyer)，有些大企業的法律部門，比中小型的律師行還要大。」

我說：「我聽到有些公司，不重視法律顧問，不懂法律的老闆，每每指指點點，只要求法律顧問意見『合胃口』。更有些企業聘用法律顧問，只不過想節省聘請外面律師的費用，大小事情，都要法律顧問『一腳踢』，律師變了雜工。」

Anthony回應：「不過，做法律顧問的好處，是可以接觸其他行業，例如保險、金融、跨國實業等等。同時，可以學習及兼任其他崗位，例如行政管理。」

我認同：「多了一個『行頭』發展！我的一個律師好友，從法律顧問的位置，擢升為一間股票行的總裁；另一個律師，則成為娛樂集團的高層。」

Anthony說：「接著的三個出路，都是『私人執業』(private practice)，分別是在三類不同背景的律師行工作：包括本地律師行、英美律師行和內地律師行。在這裏，我想年輕律師了解一段由於97回歸，牽動法律界的一段歷史。」

「在1997年以前，只有兩類人可以成為香港律師：擁有本地執業資格或英國執業資格的人士。可是回歸後，如何讓英國以至外地律師繼續享有這權利呢？於是，港英政府在1995年更改法律，容許英國、美國及其他地區的律師行在考試後可在香港執業，因此，香港在97年的前後，多了一種律師行的『新品種』，叫做外地律師行(Registered Foreign Law Firm), 外地律師經考試成為本地律師，可以辦理本地法律業務。與此同時，香港的經濟也產生重大變化，除了過往的貿易和地產業，銀行和金融服務業異軍突起，發展迅速，而這些都是海外律師行的專長。故此，以英國和美國為主的外國律師行愈開愈多，規模愈來愈大，他們瓜分了許多上市公司和跨國企業的客戶。」

我補充：「近十年來，內地的經濟發展強勁，愈來愈多企業在香港上市或設點，故此內地的律師行也通過『外地律師』這門口，打入了香港的法律市場，分一杯羹。」

Anthony喟然：「於是，本地律師礙於種種競爭力的客觀不足，大部分只能依靠一些『個人客戶』(individual clients) 的案件，例如離婚、買賣樓房、交通意外、遺囑等等，這些案件，可以幫助一般市民，意義巨大，也很有價值呀；可惜它不會是一盤業務，沒有可觀利潤，它只是一份『自僱收入』。」

「第二類是『corporate clients』 (企業客戶) ，如果年輕律師要以這類客戶為對象，恐怕要下決心，磨煉自己在商業、金融等法律的skill set，打進海外律師行工作。」

我說：「在海外律師行工作，吸引是薪水高，將來跳去金融機構當法律顧問的機會也大很多。」

Anthony同意：「不過，在海外律師行工作，『加班』是平常事，於是犧牲了個人的休閒時間。還有，在這些地方工作，許多老闆是外面人，香港人成為這些跨境律師事務所的『國際合伙人』，機會比較困難，到了某一年紀，可能體會到前面有一座擋著晉升的大山。」

我笑笑：「天下沒有『免費午餐』，好的機會，便要『痛苦付出』；還有，一刀總有兩刃，當你擁有A的馥郁，其實是失去B的甜美，聽來很玄，但是，人生回盼，原來沒有『自如』這回事。」

和周永健聊天，有一份莫名的親切感，因為他說的律師姐姐Anna，便是我好同學的老師，所以，見到Anna，也叫她「師傅」，每次見到Anthony，便想起她的姐姐，想起她的律師行以前所在處，一幢只有數層很特別的小洋廈，叫「大廈行」，它已經拆掉，在皇后大道中，文華酒店的對面，現在上網找「大廈行」的照片，一幅都找不到。

我問Anthony：「年輕人去大灣區當『素人』律師好嗎？」Anthony想了一想：「真的言之過早，大灣區畢竟是內地，和香港的文化、法制、稅務、規矩、取態，以至所接收到的訊息，仍有太多差異。與其年輕律師考慮大灣區，不如先找一家香港的內地律師行，打打工，站穩才看內地的發展。況且，香港現在需要法律人材，及更多優秀的年輕人來接班，『法律精神』(Rule of Law) 是香港最寶貴的資產，我們要更多法律新血來延續，來把它發光發亮。」

我聽了，當然心中有感，看到香港目前的不安局勢，「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鈎」。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愛香港，服務律師會的委員會多年，也服務了香港的社會半輩子，香港的Rule of Law，拔萃不凡、意義重大，它既是香港社會背後的無形體制，也是香港人生活的理念，亦可以對內地的法律發展，有所啟發。法律精神不是嘴巴說出來，是要經過法律專業人士和市民大眾共同實踐出來的。故此，法律界需要的新人類，不光是為了賺錢，或只把「律師」是看作襟頭的一個徽章，我們需要的，是願意對法律及香港有一份道德承擔，Rule of Law才不會走樣，「來，有理想的年輕人，歡迎加入我們的大家庭！」

此網誌也上載於下列網站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