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這批「新中年」，最懷念是80年代，不是嗎？70年代，香港「未成形」，很多事情都是守舊的。80年代，多了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，想把社會改進。80年代，雖然我們正值青春反叛期，但是仍會先循規蹈矩，跟著舊有方式，卻不斷自省改進，到了能力上位那一天，便發力改變世界。今天，一切都是「速食」，他們相信顛覆性建設(de-constructive re-construction) ，破壞了，才會有新的好的。我不敢說誰對誰錯，只想指出這「代溝」的必然。

我們寫作的，也有這代溝，在80年代，當然也看金庸、古龍、倪匡、依達、亦舒、嚴沁、甚至楊天成，但是他們在我們眼中，都是「前輩」。我是向他們學習，坦白說，真正有感覺和親切的，還是80年代冒起紅透的一批作家，如李碧華、林燕妮及黄易。

關於黄易的生平和作品，不再談了，大家上網，材料多得很，足夠看一整天。黄易在2017年4月逝世，他叫我們懷念的原因，除了因為他是我們這一代的「新武俠小說」偶像；另一個原因是他是香港的驕傲。在國内，除了金庸是大熱外，恐怕黄易是緊守第二位的香港武俠小說作家（古龍雖然是香港人，但是我們把他看作台灣人），他的作品在顛峰期，可以在大中華地區賣過百萬本的。但是，黄易非常低調，他搬到大嶼山深居簡出，絕少出來交際應酬、主持典禮等。見過他的人真的不多，我有幸在大概三、四年前，經一個前輩朋友介紹，我和他在灣仔的萬麗酒店吃過一頓飯，是我們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的聚會。見面後，我和他的太太通過一兩次電話，大家都忙，我没有花時間好好地發展一段和偶像變成深交的友誼，其實，也是我刻意的。如果只是「小影迷」般崇拜偶像，這是單向不健康的。如果要發展一段互相信任的友誼，黄易對我來說，實在太高不可攀了。最後，我的壞毛病剪斷了這段交往，因為我經常掉電話，又没有做backup，結果我也找不到他的太太的聯絡(黄太太是黄易的經理人) 。

那次和黄易吃飯，第一件讓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他的容貌，他不像藝術館的館長(他在中文大學畢業後，教了一陣子書，很快便當了香港藝術館的助理館長) ，他像一個深不可測的術士，他没有眉毛，留有鬍子，他的鋭利眼神像鷹，臉是深深沉沉的，我感到一股冷鋒，不敢直望他的。還有，他一舉手，一投足，都像一個玄學高人，他好像可以看通我的心底，故此，我像小影迷一樣，不敢亂說話。他談了些易經的事情，我可以感到他是非常「熟書」的，我因為不懂易經，只有聽的份兒。

我問他為甚麽會寫「科幻武俠小說」？他說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」，當時，武俠小說已走下坡，他一定要想出一些新意思，於是把科幻加進武俠小說。誰料到這新意思，成為讀者所愛，他說：「帶我上高峰的是因為無綫電視把《尋秦記》拍成電視劇！」這部電視劇在2001年播映，也帶紅了古天樂和林峯，黃易變成人人都知道的武俠小說大師。 黃易說：「 當時， 我和博益出版社談判了很久， 才可以一步步把我著作的版權買回來， 過程非常不容易」。 當時， 法例容許無綫電視經營其他行業，例如出唱片（即通過「華星娛樂唱片公司」），及出版書籍（ 通過「博益出版社」），無綫電視可以公然在電視為博益的小說宣傳，博益的作家都可以大紅，後來法例改了，禁止了無綫電視這樣做。 我告訴黃易：「對！ 當時的作者都不懂得保護自己著作的版權，他們很多一次性， 把著作版權永久賣斷給出版社， 今天的作者聰明了， 他們只會授權(license)出版社可以在某一段期間（例如三年至五年）發行書籍，版權(copyright)再不會永久性地割讓給出版社。」

黃易說： 「就是版權的事情麻煩， 所以我在國內的版權事情，只好交給別人」，我告訴黃易：「版權交給別人處理也要限制被授權人，不得再把版權給別人使用(sub-licence)，否則最大的利潤去了這個中間人」。黃易好像告訴我，他也因為不懂，結果在國內最初的版權費都低。當時國內的版權意識還未成熟，很多跨國企業都收不到版稅， 更遑論黃易吃了虧？

我問黃易是否真的懂術數？ 他答懂， 他還告訴我們一個故事：他「感覺」到鄰居的天花燈快要掉下來，他很緊張告訴鄰居一切要小心， 但是鄰居沒有多加理會， 結果…… 。黃易再說了數個「真人真事」的故事，看得出他有能力勘破生死之密。

黃易原本是博物館館長，為了興趣和機會，他改行當全職作家。我是律師，也想當全職作家，黃易當時給了我很大的鼓舞，他說：「一命二運，要信命，要把握運」， 我現在差不多天天在寫， 不知道是命是運， 或是我其實在逆命抗運？哈，真的不知道，只知道黃易和我都是「跨界別」的作家，我們都有藝術的背景。故此，那頓飯我們特別投緣，只是我當時懶惰，便輕輕錯過了一段永不回來的友誼。

黃易前輩，如果人走後，仍有靈魂這回事，麻煩您告訴我，我希望當「古仔」（古天樂）翻拍《尋秦記》之後，公映之時，我們相約一起找家戲院看看您的大作吧！我見了您一次，便不再找您，真的是我天大的歉意 ― 安息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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