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有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周永勤(選舉名單為XXX)投訴，起因是有秘密的錄音外洩，引爆指責事件。

我聯想起前陣子的「港大校委會洩密事件」，也是由於有秘密的錄音外洩，導致軒然大波。

在法律界，最轟動的洩密事件，是多年前的一件法庭審訊：在一宗刑事審訊過程中，警察和證人在法院的「證人房」內的秘密談話被人偷偷地錄下，然後交給法官，辯方於是指控警方左右證人的口供，被告後來無罪釋放，而涉案的警察被調查。

律師其實是超危險的工作，因為我們的工作涉及太多要保守的秘密。

最基本的是我們大部分的律師信件，都要打上「保密函件」，嚴重的更會打上「絕對機密函件」。 曾經有一家律師行，代客發信追債的時候，竟然把這些應該保密的律師信傳真到「債仔」的工作地方，債仔的所有同事都知道他收到「律師信」，債仔因此「含怒到日落」，起訴那家律師行誹謗。

曾經有一宗上市公司「炒外匯風波」案，當證監會搜查公司文件時，代表上市公司的律師沒有清清楚楚地阻止證監查閱一些根據法律，當事人是可以保密的文件，結果證監會堅持要使用這些保密文件，於是雙方就這些文件是否可以保密及使用的法律觀點，大打官司，最後是律師行勝訴。

因此，律師每天工作，凡事要小心三思，好大壓力。例如在法庭上，我們和當事人或大律師討論的時候，我們不會講出口，只會寫在紙上，交給對方，如真的要開口，也會用手遮掩嘴巴、輕聲、謹慎用詞，盡量隱晦地談述事情，以免被對家或法官暗地裏聽到內容。當然，遇到最敏感的事情，我們會要求法官退庭，然後大律師、律師和當事人等跑到「證人房」內才敢討論，如非常敏感的，我們更會看看枱底有沒有裝上錄音器，才敢放心交談。

遇到重大的刑事案，如警方及廉署(“ICAC”)的調查，我們和客人在律師行或大律師寫字樓開會的時候，我們會根據案情的嚴重性，分3種方式處理： 1. 大家只是把手機關掉; 2. 大家把手機的電池也拿出來; 3. 把手機關掉，而且叫秘書從會客室拿走，放在較遠的地方，因為只是手機關掉，是不夠安全的，如有人竊聽，他可以利用電子技術，遙控手機啟動，從保密角度來說，帶手機開會，是有風險的。遇到超級嚴重的案情，我們會離開香港，去鄰近地方開會，我試過有一件大案，大家要坐船離開香港開會，避開任何竊聽的可能。

就算處理民事案，內容也可能是敏感的，亦要絕對保密。我們是不會透過電郵或手機互相傳遞訊息，我們會用古老的傳真(fax)方法，來避過外洩的風險。如果在外面開會，便很多時候要和客人在外面吃飯；一般來說，在外面餐廳開會，客人會訂一間VIP房，說話比較方便，如內容比較敏感，客人更會訂酒店房間，於是幾個男人，會在酒店「團伙」開會。

凡有客人是「超超級」小心的，我們怕在調查當局的會客室、走廊、甚至洗手間的談話，會有外洩的風險，於是我們出發前，發明一套手語，到了現場，凡遇到客人被盤問到敏感事情的時候，我們便叫調查員離開房間一會兒，跟著我和客人便用「手語」交談。

還有一次也是此生不忘的：在某年晚上，我經過銅鑼灣某酒店的coffee shop，看到一位朋友，他身邊坐著另一個男人，我上前和朋友打招呼，談了數分鐘閒話，然後離開。過了數個月，原來我的朋友，被當局檢控，他身邊的男人暗藏錄音機在口袋，然後去和我的朋友喝茶，當時控方最有力的證據，便是當晚朋友和這投訴人的談話內容，幸好朋友雖然上了法庭，但獲無罪釋放。根據法律，所有呈堂的錄音帶不能有半點修剪，於是在朋友的審訊當天，那次的錄音帶便原汁原味地在法庭播放，而我和朋友的前半段八卦閒話，半字不漏地讓所有人都聽到，當天報紙的法院新聞也有報導，我尷尬死了。你看，律師連私生活也要慎言。

近年的法律「新人類」頗多是大意的，嚇得律師行的老闆天天坐立不安，怕工作上的秘密不小心被外洩。來生，如果我不當律師，應該可以省掉一大筆晚上吃melatonin的錢。此外，我很少用WhatsApp和客人談秘密事情，更加不用Facebook和WeChat，就是怕有任何機會洩露客人的資料或秘密，推己及人，從客戶的利益考慮自己的一舉一動，是我們律師對客人應有的尊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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