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香港人偶像:文壇斜槓奇才馮唐,為何他和香港人「一日不食」?政府要急抓藝文人才!


25-07-24

回鍋油,又稱「萬年油」;很少食店天天更換整鍋炸油,舊的揮發了,新的添入鍋,新新舊舊,或新油換走舊的,或兩者「水乳交融」;我在想:一個社會,亦是如此。

百多年前,香港只是小漁港,沒有超過五代人在此,沒有資格稱為「老香港」。孩童年代,香港已是大熔爐,人口組合,除了廣東佬以外,其他來自五湖四海。家裏開米店,慣和上海人、福建人、山東人等打交道;旁邊賣菜的,客人有「棕髮碧眼」的鬼婆,誰管她們是否英國人,我們連印度人和葡萄牙人也搞不清楚,而東南亞人種,通通納為「馬拉人」。

97回歸,二十多年了,粗略估計,百多萬人從內地移民到香港,七個人之中,約有一個「新香港人」;故此,廣東話和廣東人的生活方式,此時此刻,影響力下降;看看,滿街食肆賣「水煮魚」和「麻辣火鍋」。一葉知秋;不過,老城市有新人才,是好事。

看書的文化,也在轉變。最近,我發覺內地南來的作家在香港愈來愈受歡迎,作品固然「賣到開巷」,連帶個人講座,閒閒地,一千幾百人參加。《繁花》的作者金宇澄,便是一個例子。還有,有些內地作家更在香港出版書籍,享用在「一國兩制」下,我城所提供的不同創作空間;馮唐便是一個好例子。

中國人,再不是生活在960萬平方公里的抖擻「雄雞」,許多化身為「國際人」,馮唐就是典型人物:他70年代出生於北京,大學唸醫科,90年代赴美,就讀工商管理課程,這時候,他開始以「馮唐」筆名創作。大概2000年,他加入McKinsey做工商顧問。馮的長篇小說《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》,獲得青年作家獎;跟着,《浩浩蕩蕩的北京》又獲獎;往後的馮唐,愈來愈紅。生命從北京、美國,到落腳香港,曾在華潤醫療及中信資本,擔任高職。

2015年馮唐翻譯泰戈爾(Rabindranath Tagore) 詩集《飛鳥集》,因為手法大膽,不跟從正統之道,在內地引起爭議,被全國書店下架;不過,事件讓馮唐更有名氣。今天,馮是一個奇人才子,international slashie,多重身份:作家、書法家、畫家、詩人,在多地,大量粉絲捧場。目前,他住在英國。傳統作家的命運,不應用在馮唐身上!成就「叻到嚇破膽」!看情況,「拿來主義」的繼承人!

今次,為了香港書展,馮唐回港,忙到抖不過氣,畫展、講座等;我不客氣,捉着他,在約會和約會之間的「過場空檔」訪問一下,答案驚艷。

馮唐高高瘦瘦、彬彬有禮,面部表情簡單,說話爾雅淡定,像詩人墨客。

我問馮唐:「你擁有不同才華,爆紅的『瓣數』洋洋大觀;寫作對你,意義是甚麼?」他答道:「寫作是老天給我的東西,是生而帶來的。從很小的時候,我就有着『看』和『說』的慾望。喜歡蹲在路邊看小草小花茂盛成長,也喜歡站在街上看大媽吵架。全胖大媽、半胖大媽、不胖大媽,她們的腔調、動作、話術,根據體重不同而不同。我對這個世界的人與物,有着旺盛的好奇心,總想打聽、窺視、挖掘。我收集了世界,於是,我把它們寫出來,成了我的作品。」

我追問:「頗多讀者覺得你是一位『放浪反叛』作家,反叛在於你又是甚麼?」馮唐想想:「對我來說,反叛是一種『內心生活』。從表面上看,我是一個乖孩子。考上好的中學、好的大學,進好的公司,認真學習,努力工作,成為一個社會精英。總之,我是老媽心中的乖寶和驕傲。另一方面,我是一個不安分的人,從中學開始就關注女生的頭髮,把自己的激情寫成詩寫成小說。表面循規蹈矩,內心翻江倒海,再把這江這海變成文藝。我嚮往《水滸傳》裏的嘯聚山林、大碗喝酒,105個光棍和3個姑娘,沒羞沒臊、沒有忌諱,可着勁兒耍。我也喜歡禪宗的呵佛罵祖、棒打大叫,一片雞飛狗跳的場景。但是,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,是個平靜的時代,是個法制嚴明的時代,是個產權發達的時代,每一棵小草都屬於某個公司某個人。落草為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,人人都是上班族,格子間裏歎空調。江啊海啊,大碗的酒啊、大塊的肉啊,都只能發生在內心裏。從這個角度講,我們的表面生活,走在城市陽光下,外表光鮮,道貌岸然,只是我們的揾食方式。」

「人的真正生活,是發生在內心的生活。內心生活,江啊海啊,花啊草啊,必然是反叛的生活。你在內心呵護着的一棵小草,那就是一棵反叛的小草。」果然是智者。

我好奇:「你的人生不斷改變,尋求的是甚麼?」馮唐認真地:「尋求成為一個人。佛教裏,托生為人,是一個了不起的福德。尤其是在現時代,花花草草的世界愈來愈小,鳥獸蟲魚的世界也被人類摧毀。托生為人,是大幸運,雖然有生老病死,為人這件事本身就是快樂。既然這世的生是前世積攢的福德,是中了大樂透,那麼,好好成為一個人,就是這輩子的責任。人生一世,短短幾十年,用好自己的肉身,用好這輩子的福德。肉身能做的事,要多做;人的所思所欲所想,就去嘗試,去創造。在肉身的範圍內,在人的範圍內,沒有禁區,想幹就幹。不能做鳥,不能做獸,那就好好做一個人了!」

身為作家,我慢慢不想被定位,故此,問問馮唐高見:「寫作方面,你會把自己定位嗎?」

「作家的定位,不是自己能做的,而是讀者,尤其是後世的讀者賦予的。對我來說,只有寫,寫自己的所見,所思,所想。至於其他,不要多想。寫出來的作品放第一位的,作品表現出的作家才是真實的作家,其餘一切,都是浮雲,雖然好看,即飄即散。當然,我也有野望,希望我的讀者,後世的讀者,能夠繼續讀我的書,然後說一句:這個三百年前的作家不錯,寫出了人性。」

我給馮唐「穿小鞋」:「你的事業曾和金錢掛單,金錢對你重要?」他笑笑:「我是老子的信徒,老子講順勢而為。我的身份、職業、愛好,從一個醫生變成職業經理,變成作家,變成藝術家等等,都是順勢而為。順着時代的勢,順着內心的勢,去做事,去成事。個人是被時代塑造的,個人的作為要看時代可以提供甚麼,在時代提供小米麵窩窩頭的時候,個人再努力,也吃不上魚翅撈飯。當然,另一方面,個人是有主觀動能的,我們的需求、我們求之不得的東西,也塑造了我們。在做事、成事的過程中,帶來了錢。在以商品交換為核心的現代社會,錢當然是重要的。但錢只是工作的副產品,不應成為工作的目的,更不是工作的核心。寫作,是寫一篇文章、寫一本書,不是寫在一張『港紙』。寫一篇文章的過程中,有樂趣在;如寫一張香港銀紙,那就是捱苦工了。」

馮唐在外國讀書和生活,故此,我問:「你會用英文創作嗎?」

「目前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。掌握一門語言的聽、讀、寫是一回事,寫作是另一回事,它需要對語言有着愛意,有着切膚的敏感度。我愛漢語,對英語,只是停留在實用的階段,還沒有愛。」

我把話題說大了:「未來日子會走哪一條路?」

「這個世界變化很快。相比起這個世界,人的變化是慢的。十年前的香港,和十年前的我,哪個變化大一些呢?在童年,我每天在北京的工廠大院裏推着鐵環跑來跑去,或者看隔壁大妞用搪瓷盆端水洗頭,怎麼也不會想到今天會在香港坐下來歎咖啡。從童年到今天,五十年,時代變化巨大,但我變了嗎?沒有,我還是那個光屁股推鐵環的孩子。未來,以至於老年,我還是我,寫作、寫字、畫畫。變化的只是肉身。生命不息,勞作不止。」

馮唐要走了,我把握最後一題:「你對香港的情懷?香港人的感覺?」

「我在香港工作了十多年,我的作品多在香港出版。我愛香港,感恩香港。近期,我在深圳辦了個書畫展覽,名字叫『我是貓』,裏面有一幅字『不作不食』,這是禪宗裡的一句話,『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』。我覺着,香港人最能體會這句話的意思。我現在還是過着『不作不食』的生活。我也是香港人。」

江山如畫,一時多豪傑。本地政府想香港成為國際人才中心,那麼,除了金融和科技的,政府有沒有考慮過吸引大量內地的文化和藝術精英到港呢?這些英才也許「創匯」的能力未及金融科技專才,但是,他們會使到香港之都充滿智慧和魅力,在金錢以外,發光發亮;而且,新一代的藝文人才,懂英文的,更大有人在。藝文的人才會嚮往在「一國兩制」下,香港能夠提供的不一樣創作空間;馮唐給了我們一個實例,政府怎可錯失這些人才?

新時代,新環境,香港人不必悲觀,對外來的人才,要海納百川,視作「自己友」,做大個餅,自然,美麗處處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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